第223章（1 / 1）

天津战役，我们八纵队与七纵队在东面的东局子、民权门并肩攻击。二月十五日早上八时发起攻击之后，我军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但发展很慢。就在此时，黄下决心，将总部配属我军的三辆坦克用于扩大突破口作战。结果发现敌人的防护工事是双层的，就像旧城市的墙有内外两层一样，内层是主要防护阵地，这种防御工事，过去是没有见过的。查清情况后，黄永胜立即命令攻击部队转为阵地防护，并立即使用预备队另开突破口。因为除了民权门之外，其余的地方可能都是单层防护，我们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顺利发展。黄永胜解释说：「民权门的防护，不仅工事坚固，地段也比较宽，另开突破口，地段比较窄，工事也可能不会那样的坚固，容易突破。」这样我纵队三分钟就突破了民权门，黄永胜的判断和决心都是正确的，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减少了伤亡。有经验的指挥员，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黄永胜同志除了是一个好的指挥员之外，也是个好的领导干部。例如，他组织观念很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感情很深，对人诚恳热情，坚持原则，不怕打击。

黄永胜同志在历史上受过不应有的打击。五二年的「三反」运动就是一次。在那次运动开始时，中南军区（中南、华南军区尚未合并之前）领导中就有举足轻重的人，主张把黄永胜搞倒，抓住他「大手大脚」「爱花钱」的问题不放，华南军区不同意，一直顶住。爱花钱属于浪费，并非贪污。遵照中央的政策，浪费是属于批评教育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黄永胜这个浪费，其实也是为别人而「浪费」，解放了，大量干部回家探亲，当时机关有规定，师级干部每人发60元，这些干部不够就去找黄永胜求情，黄认为这些干部离家二十多年了，第一次探家要有点革命胜利光荣回家的味道，帮家里修修房子，添些农具都在情理之中，他出于对下级的关心，来者不拒，总是多批些路费，这样机关对他有意见。当时华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在外地休养，整个三反就是我负责。我顶了两个多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来到了广州。陶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就对中南的意见顶得更紧了。不久，中央派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华南检查三反运动。我单独向罗汇报了中南军区准备打倒黄永胜时，罗当即回答说：「完全是胡来，我相信陶铸同志也会同意我的意见。我马上就向毛主席请示报告。」第三天上午罗就告诉我，毛主席批准了，「确保黄永胜同志过关」。当天晚上，华南军区召开干部大会，罗瑞卿以中央检查团团长的身份，陶铸以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同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顶住了江青一伙一次又一次恶流。黄永胜刚来北京不久，江青就说总长选错了。他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期间和在总参谋长的尚位上，根本不吃江青那一套，中央文革江青一伙企图插手军队，搞乱军队根本不能得手，黄对稳定军队、加强战备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过去夺取政权的「武战」他是英雄、战将，立了很大的战功；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战」，又立了新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是一个立下很大功劳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反毛主席的恶浪中，少数别人有用心的人把黄永胜推上了反毛主席的审判台。他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头脑是清醒的，看透了问题的本质，没有被法庭利用为反毛主席的工具，宁愿自己认，也不往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他在法庭上做了很好的斗争，我对他甚为佩服和尊敬！

胡敏拜见黄永胜陵墓。

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在受审判退场结束时，我们有机会互相看了一眼。我看到了黄永胜同志走路都很困难，背是驼的，小步向前走，真是可怜极了，可是他精神很好，没有被压倒。当我们两个人的视线相交时，他的表情还是同当年一样：先微笑后说话。不过这次我们互相「说」的话，没有声音就是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我们是在「自己」的法庭上永别的！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是带着伤疤，又是光着「身子」去见阎王的。

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光荣历史一笔勾消了，什么也没有了，连勋章也被剥夺了。但历史是任何人都勾消不了的，人民会永远纪念你的！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死是默默无闻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为革命而死了，什么也没有得着，不仅在报纸上没有得到立锥之地，连花圈也没得到一个。但人民在赞颂你一生的功绩。

老战友，亲爱的黄永胜同志，你是自己走路去见马克思的，没有人给你送行，也没有人给你发一个钱的「路费」。这不要紧，你所经过的地方，人民会热情欢迎你，很好招待你的。你到「家」时，你的老战友，老同志，老上级会热烈欢迎你的。毛主席、周总理、林副主席一定会同过去一样，立即接见你的！

安息吧！亲爱的黄永胜同志。我会永远悼念我的老战友黄永胜同志！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晚于西安

胡敏看望老首长李作鹏。

说几句闲话

实事求是地说，刚刚发生「九一三」事件时，我心里是非常震惊的，意想不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坐飞机到蒙古摔死了？！正因为我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和林总对文化革命，对江青、张春桥有不同看法。我们既是林彪的部下又是反对江青的，所以，「九一三」之后，毛主席给林彪扣上什么样的帽子，编造什么样不实的话，我们当时没有多想，更何况我们很快就被关起来了，也没有条件和权力去争辩什么。

现在，「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于主席、对于林彪、对于总理、对于文化革命，我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还是不愿意清楚的。其实，历史已经让「九一三」事件基本清楚了，再捂、再盖、再说假话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尤其是数以十万计以上受冤枉、受株连的人，是希望党能对「九一三」事件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的结论，对他们落实一点政策，使他们不要再过着家破人亡、极度困难的生活。何况，众多受冤枉的人也快死光了。

有几点看法留给后人，我想是有益的。

一、说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一直没有证据，仍坚持原结论，这是不合法理。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即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所谓的公审，也只是在起诉书中给我们戴上「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帽子，审判时根本就没有审这个问题。另外，林彪究竟和谁在搞政变呢？！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待命或紧急战备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一艘军舰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待命或紧急战备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

二、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就是叛国，这种结论是不对的。叛国有其定义和内容，并不是大人物说什么就是什么》批彭德怀的时候也说彭总「里通外国」，其实也是乱说一顿，可是那些骨干分子硬是坚持说彭总「里通外国」。这些骨干分子都是当时职务、地位比我们高很多的人。

三、林彪有政变或没政变，林彪叛国或没有叛国，都不能说文革中产生的错误，发生的问题都是林彪造成的。也就是说，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讲的，文革是好人毛主席发动的，被坏人林彪利用了，坏事都是林彪干的，是犯罪；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错误；周总理是不得已做了违心的事，而不是犯罪。比如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贺龙的问题等等都是林彪搞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过来的人嘛，这些事情都是毛主席做主搞的。

四、根本不存在所谓「林彪反党集团」（后又称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不要说林彪领导我们搞「反党」，搞「反革命」，其实，林彪几乎都没有领导军委办事组干过什么具体工作，林彪对所有文件的批示，无论是中央的、地方的、军队的都是在毛主席批示后他才划圈或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无作为的话；而军委办事组也从来没有给林彪单独打过报告，军委办事组所有的报告，不论是作战的、训练的、部队调动的、干部任免的等等，都是报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的。在这里我要说林彪，说毛主席一些「难听」的话。对林彪来说：林彪在文革开始是不想介入的，他知道毛主席要搞刘少奇，也深知毛的谋略，因此，他不想从大连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硬是被主席几次电话叫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