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1 / 1）
黄永胜还叫总参政治部、管理局派人检查，但当时双方情绪比较对立，检查的结果报告是：「家属报告的情况不实」。对此，总参门诊部的群众对徐海东的老婆写了大字报。经过检查之后，黄总长的指示是：「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仍由总参门诊部负责，并要把工作做好：在医疗中有什么困难，立即请总医院解决。」我的指示是：「对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按照总参首长的指示办理。并要同总参门诊部一起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对徐海东医疗保健工作的简要情况。
关于傅连暲的问题
傅连暲是总后卫生部原挂名副部长（一九六四年己免职），他住在香山。文化革命开始后，卫生部主要批判傅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后来在他家抄出一个箱子，傅把他死后的碑文都拟好了，并亲笔以他十几岁儿子的名义写了一篇悼念自己的文章，引起了卫生部干部群众的不满，在文革那种「革命」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总后党委和我都批评了傅，这也是正常的。我和傅连暲关系很好，长征路上天天走在一起，我更知道他是一个闲人，而且主席前不久在傅连暲给他的信上做了「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以保护」的批示。党委和我没有一个人要动他。但傅这个人和不少人有过节，如在延安时，卫生部买了十个热水袋，因为工作疏忽忘了给主席分一个，因为傅连暲告诉了主席，主席发了姜齐贤的火，并调动了姜的工作。
六八年初，总理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卫戍区去人马上要带走傅连暲，卫戍区的来人，竟带着总理写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有了总理的指示，事情是必须办的，我让秘书告诉卫戍区的人去找陈庞，陈庞在总后是管专案的。陈带着卫戍区的人到了香山，由干休所长带路，翻墙进了傅的院子把他带走。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暲？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傅连暲被中央项目组关进秦城后，总理向叶群透了气，叶群为了顺应中央对傅连暲的严厉态度，特地从外地调来当年的林办原秘书赵川写过一份傅对林彪治病情况的材料。因为林办没有打字机，叶群便叫胡敏和我的秘书吴瑞云去把材料拿回总后打印几份。胡因为初到总后不久，不懂得办事规则，便把材料交给吴瑞云去办。这仅仅是一件具体差事，胡敏根本不知道叶群要他们办这件事的底细。关于傅连暲的问题曾对我多次审问，我都如实说清楚了，但我没有提起总理。
听完我的话，审査小组当即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暲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项目混为一谈。
所谓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
中央审査组，对所谓我在总后机关迫害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的进行了反复审查。本来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经过总后造反派的捣乱，破坏，颠倒黑白，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乱了。
总后机关是全军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发源地，全军文革学着中央文革所谓「相信群众，支持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调子，纵容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红纵」，在六六年八月底就到北京进住了总后机关大院。全军文革依靠这支队伍，把总后机关搞乱了，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打击了造反派的反动气焰。六七年五月十三日，驻京各机关的革命派站出来了，把反党乱军、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打垮了。总后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对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中央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后，造反派的首恶和骨干分子受到审查和处理。
第一，总后党委决定，对二医大「红纵」，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机关造反派三个造反派，实行彻底搞垮的方针。当时对造反派的打击，同文革结束以后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
第二，动员广大群众，对上述三个造反派的罪行，实行彻底揭发批判，对造反派头子进行了整肃。
第三，对造反派后台进行了坚决批判。总后政治部充当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政由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元帅批准，由卫戍区逮捕法办。充当各大单位造反派后台的领导干部也受到了应有批判。我们对造反派的斗争是坚决的，否则，造反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六九年机关整编才基本告一段落。总后机关打击造反派，对总后机关正常工作和机关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中，整过头，甚至整错了的情况肯定会有的，这在运动后期会甄别和纠错的。但我们在运动中就被打倒了，很多工作并没有来得及做。
总后死人的问题是重点审查的主要内容。审查组问：「总后死人不少，以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有的人与你有直接关系。」
我回答说：「总后死了多少人，我的确不知道。虽然文化大革命是特殊的政治运动，但我是总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我有领导责任。人命关天，死了人总是大事，要深刻汲取教训。」
「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之死你有直接的责任！」
我说：「总后死的人，除后勤学院的王述臣是他老婆利用送饭的机会，用药毒死的，属他杀，周长庚是病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自杀的。这总是事实吧！如果说有直接责任的话，全军文革比我的责任大得多，全军文革不把总后搞乱，那些自杀的人不造总后党委的反，不搞打、砸、抢，事后也不会被审查，自然也不会自杀了。」中央审査小组的人把话题一转说：「这样谈不解决问题。我们谈具体的人吧？」。
审查小组提出，有八个人之死与我有直接关系。这八个人就是：汤平（总后副部长），周长庚（后政副主任），杨树声（后政保卫科长），申茂功（后政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王述臣（后勤学院教员），顾子庄（营房部设计院工程师），毕迪平（军械部助理员），张凌斗（工程学院秘书）。他们提出八个人的名单，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这八个人，我认识的人只有汤平、周长庚、申茂功。王述臣只知道其名，没有见过面，其余的我根本不认识。
关于周长庚之死。周长庚是六九年冬战备疏散到四川广元总后仓库的，因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抢救无效而病故的。
周长庚是红二方面军老医务干部之一。原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后调总后政治部任副主任。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之后，才认识他，他对我当总后部长真诚拥护，在工作中合作很好，周长庚在总后的工作中，始终都是站在党委一边的。六三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反对总后副部长饶正锡，我和李聚奎找贺诚、周长庚谈过一次话，周坚决站在总后常委一边，对贺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长庚即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徐向前给我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的第四天，即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周长庚找了少数几个人研究过「总后文化大革命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我肯定要被打倒，他准备对造反派表态支持；但他们的大字报还没有公布出去，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就派叶群把我抢救出去了，周长庚等人的态度又变过来了。后来，政治部的干部群众就抓住周长庚的这个问题不放，一直过不了关。
六九年冬，中央决定实行战备疏散，「闲人」一律送到北京以外地区。在军委办事组的战备疏散计划之下，总后也搞了一个战备疏散名单，我在该名单上划了一个圈，周长庚就是这样被送到外地去了。
周长庚死后开了追悼会，《解放军报》发了消息。在文革的情况下，我和总后党委算是尽到力了。我在疏散的文件上划了一个圈就要抵偿一个人的命，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后来的总后王平政委，依从了造反派不符合事实的意见，不仅把周长庚的病死算我的罪行，还对政治部关广发、周子健等同志进行了严惩。
关于申茂兴之死。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兴是在六九年自杀死的。申茂兴我是认识的。六十年代初，正在困难时期，我对俱乐部经常搞舞会曾经提出过批评。当时，总后政治部的领导，在批评申时也话里有话地说：「邱部长不会跳舞，你们搞这么多舞会干什么？」俱乐部对我的批评不满，他们认为，我是不会跳舞不参加舞会，才批评他们的。
六七年八月间，上海二医大「红纵」进驻总后机关之后，申茂兴就是造反分子之一，他秘密同二医大「红纵」联系，曾经被保卫部门抓过。当时，总后政治部要把申茂兴下放基层去锻炼，我没有同意。
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徐向前给我下命令之后，总后政治部立即成立了机关造反总部，申茂兴是造反派的武斗队长。为了对我进行批斗，申茂兴领着武斗队进行了三次演练，并多次用活人做道具演练「喷气式」，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医大「红纵」在总后礼堂斗我，申茂兴担任武斗总指挥，并亲自上阵对我搞「喷气式」，几次指使人揪我的头发，他叫嚣「要揪掉才是对三反分子的阶级感情」，并叫人穿上大头鞋踢我的肝部和腰部。造反派垮台之后，他自知罪过太大，认为检讨也过不了关，精神高度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