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1 / 1）
这个会是萧华在具体张罗，会后萧华对我说：「贺老总（萧还是这样称呼贺龙）经常表扬你，但你也不要背包袱。」我没有搞清萧华这样无头无脑的话，我没有吭声。贺老总对我的工作的确是很支持的，文革初期造反派也抓了我这一条，他们把我和贺老总的照片拿去示众，我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为此我去杨成武那里探探底，没想到杨成武大笑起来，杨说：「他（萧华）在吓唬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贺龙的事跟你毫无关系。」
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我想总理的话也是在贺龙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态度，毕竟总理和贺龙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并把贺龙引上革命道路。关于所谓贺龙的「通敌问题」，总理是认真的，这个认真想必是来自毛主席的认真。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还健在——这个「中央当时认为」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了。如果不是这样，而如毛主席说的，是林彪搞的，那就直接点林彪名字了。
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萧华、杨成武提到投敌问题，叶帅又强调，大家都争着去看这份材料。萧华忙说：「不要乱，不要多拿，每人只拿一份，然后交换看。」会客室的桌子上放着十几份材料，这些材料都是贺老总比较亲密的部下说了一些事事非非、捕风捉影的事。只有一件是总理提供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贺老总写给国民政府里任职的旧交的，信里也没有太实质性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总理所谓的「通敌」问题吧。
贺老总的项目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项目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
贺老总的夫人薛明说了我一些不好的话，是她不了解情况，看在贺老总在天的冤灵，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保外就医后在北京见到了当时三〇一医院的负责同志，他专门给我讲了贺老总的治疗、抢救和死亡问题。
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项目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〇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〇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
贺老总到三〇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墩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X光机也由萧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〇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
贺老总去世后，黄永胜指示一定要薛明去见一见，并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见一见。黄永胜是冒了一点风险的，因为让子女去见面，他没有向政治局报告，是不是向总理报告了，我就不知道了。薛明和他的儿子、女儿都见到了贺老总的遗体。贺老总去世的当天，三〇一医院就向中央写了报告，贺老总的后事都是按中央的指示办的。
「九一三」以后的七三年底，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贺龙问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整错了贺龙」。整错了贺龙是事实，但是林彪听了主席的一面之词，还是主席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在六六年九月，林总关于贺龙问题的打招呼会议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林总讲过贺龙的话，只是在九大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林总讲贺龙的不是，虽然只是几句话，林总说话还有些呜咽，看来是主席给林总打过什么招呼，说过什么「小话」，把林总给说伤心了。
但是，毛主席说贺龙就多了，例如，六八年杨、余、傅到台前后，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时说（大意）：我原先是保贺龙的，后来我知道他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尤其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又专门讲了贺龙，主席说：「过去我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不能保了，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人的揭发看，他是有反党篡军企图的，但没来得及。……」
现在，在贺龙等老同志的治病问题上，说林彪（也包括我）是诬陷，是犯罪，而毛主席是犯了错误，周总理是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这是对历史的编造。
关于徐海东的医疗问题
徐海东是多年以来的老病人，他离不了医疗条件，也离不开氧气：对他的病情，我早就知道。五九年，我当总后部长后，徐海东的老部下、总后营房部部长苏焕清陪我去过他家，我对他的病情就更清楚了。我向来主张对徐海东应有很好的护理、医疗和生活条件。
我曾经当着徐海东和夫人周东屏的面向苏焕清交代过：「今后除总参管理局门诊部常规管理外，需要有什么特殊办理的事，可以直接同总医院办，也可以告诉苏焕清办。」徐对我的交代很感激。
徐海东的医疗保健，五九年以前由北京医院直接管理，具体的医疗工作由总参管理局一门诊管理，同总医院没有发生过医疗关系。徐海东需的药品和氧气，总参一诊部可以向北京医院直接办理；需住院可以直接住北京医院。这种关系已经行使多年了。六四年我批准给徐海东的家重新修理房子，翻修好之后，我又看他时，曾问过他对医疗和生活还有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很好，表示很满意。在闲谈中，徐海东还对彭德怀表示了极大的气愤，对林彪进行热情歌颂。
徐海东在文革中的不幸首先是在于他的秘书陈玉炳，文革初期陈玉炳就写信诬告徐海东，对徐海东的精神和身体造成极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成武对徐海东是不感冒的，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后，杨成武召集会议，布置军队各单位刷徐海东的大标语，其内容能回忆起来的有「打倒徐海东」，「徐海东是陈再道的黑后台」，等等。杨成武还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布置开徐海东的批判会，杨在会上说：「徐海东不是好东西，你们谁和徐海东有关系，赶快划清界限。」杨成武还布置军委办公厅金涛、路阳对徐海东家进行监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的医疗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六七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对医疗保健工作进行整顿，徐海东的医疗保健工作一直在北京医院，这时就转到三〇一医院管理了。总医院南楼的医务主任李晋几次走访徐海东的家，对他的医疗工作有检查，本人也感到满意，并未提出过什么要求。可是徐海东的秘书陈玉炳又写信诬告三〇一医院，说三〇一医院对徐海东太热情，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总医院报告的批示是：「徐海东的医疗由他们本单位（总参）自己管，今后三〇一不管了。」事后，我专门对靳来川院长说：「我那个批示是给杨代总长看的，徐在杨的手上，不要因这件事得罪杨。对徐的医疗保健由总医院管理，由总参门诊部执行。你去和徐本人和周东屏讲一讲。」
后来徐海东的家属不准总参门诊部的医生护士进门，一定要总医院的人才能给徐做医护工作，徐海东的家属同总参门诊部严重对立，徐的护理确实受到过影响，但这后面的政治问题，徐海东的家属并不清楚。杨成武倒台后，周东屏给叶群写信说（大意）：「总参门诊部不管徐海东的医护工作了，连氧气都不供应。」徐海东的子女也给江青写信反映情况，黄永胜还见了徐大将的儿子徐文伯，黄表示会很好照顾好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