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1 / 1）

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高质量的稿子是有困难的。因此之故，黄永胜的发言不管好坏都会成为上海帮批判的靶子。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庐山会议之后，江青一伙选了几个当选了中央委员的「文艺战士」经常参加党的高级会议。今天他们带进会场的打手是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三人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脾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军委办事组整风

在「拍板定案」的小型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四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应当向林总汇报，但决不能请示解决办法。因为，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另外，还是要树立斗争的信心，不斗是永远受欺负的。我们的信心和争取主动是一回事，只要争取到了主动，信心就来了。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上海帮越横行，对我们越有利。经过讨论之后，大家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

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开得是比较成功的。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我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的发言还是比较好的，一是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二是说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这是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比较有思想水平的一次讲话。记录稿很快整理出来，并立即送给周总理了。总理看到记录之后，很高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了一次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接着总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毛主席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问题：二是，自我批评问题。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但事实证明，不抬出林彪，主席是不会罢手的。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同李作鹏起草，办事组集体审查、修改，再经总理审查修改之后上报的。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我们的检讨报告

对于要我们几个人写检讨报告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旗帜鲜明。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陈伯达作斗争；二要观点和材料统一；三要有自我批评。你们一定要掌握住写检讨报告的精神，没有自我批评是写不出检讨报告的。」

江青在会场上，表现得特别「和蔼」。她首先说：「毛主席的话，我早就向你们传达过，你们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写好。毛主席了解你们。」她还说：「写检讨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啰啰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关系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从谈思想开始，到要自我批评和互相帮助都说到了。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三个统一。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吴法宪说：「过去，我同你说的事，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不同意的话。」

李作鹏说：「要是你都同我们说，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