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1 / 1）

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我的意见讲了后，大家对我的意见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我的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这些说法，对会议进行和开展批评都起了很大障碍。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事实上，庐山会议之后，对军委办事组同中央文革的斗争，有不少人对主席的态度内心持有不同看法。总之，大家就是这么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下，怎么能按照毛主席的心愿开好军委座谈会呢？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我对黄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总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总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过了几天，黄永胜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黄说：「关于我们做检讨问题，我请汪东兴向毛主席请示了。主席指示说：『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做检讨。』」黄说了后面这五个字之后，还稍停了一下，并且略有点「神气」。我对黄的性格是熟悉的，对他也是很相信的，他是绝不会假传「圣旨」的。但我又很难信服，我当时如同在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不要做检讨」的问题，我感觉这不是毛主席的真心话。我虽不敢再说话了，但想法依然如故。

在会议进行到中期的时候，黄永胜又召集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毛主席指示。黄说：「毛主席指示说：『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接着黄提出，会议从明天起，专门用两天批陈，军委办公厅要把简报办好。针对黄的传达和提出的措施，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说：「完全同意增加批陈的时间，但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以后的两三天会议中，对批陈确实「搞起来了」。尽管简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简报的数量确实如同雪片一样的满天飞。有的人一天发三次言，就上三次简报。我在一个小组会上发表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我向小组长冼恒汉首先提出：「你们应当像三十八军批判陈伯达那样，批判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才是真正批判陈伯达。陈伯达是政治骗子，但我们在不少问题不是受骗，而是同流。陈伯达是大骗子，我们起码当了小骗子。例如，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我在西北小组就全部宣读了。为了保护陈伯达大骗子，我还声明「语录」是自己査书搞出来的，这不就是小骗子嘛。再如，庐山会议开始头两天，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对这些话，我又去对别人讲，让他们也这样说。」我的发言虽然很简单，但受到了小组热烈的欢迎。

我的发言也登在简报上了。周总理看到之后很高兴，并且把那份简报留在自己的皮包里。后来，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话时，还谈到我的发言的问题。黄永胜看到我的发言，只奖给了我一个「先进分子」的称号。

加强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之后，黄、吴认为太平无事了。军委座谈会二月十五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他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接着黄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江青一伙的威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写下这样的批示，究竟为了什么？当时我是不清楚也不理解的。毛主席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而且经常变。

黄永胜在会上念了唐朝诗人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后一个劲地埋怨军委办公厅没有把简报办好，其实他心里是着急的。我用较温和的语气说了一句：「不是这样的问题。简报也许没有办好，但问题不在那里。」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的房子里，黄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来犯点自由主义。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主席是天天看简报的。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黄说：「军委座谈会，主席有几次指示都还不错嘛。」我说：「那是你老兄的理解。」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二月二十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对江青一伙是非常有利的。毛主席的批示使江青一伙对庐山会议问题的态度有了新的发言权，也有了一定的操纵权。江青一伙的斗争方针是力争把卢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全国计划会议的问题没有提几个字，主要是对黄、吴、李、邱的批斗。从后来主席南巡的谈话完全可以看出，原定的「开政治局生活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的方针原来就是一个泡影，而庐山会议以后再把「庐山会议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则是势在必行的，可我们一点认识也没有。

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参加了「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我们几个说的大意是：陈伯达是个政治骗子。我们上当受骗了。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认识到他对我们的危害性，因而在军委座谈会上没有做自我批评。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完全正确，完全拥护。会后黄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