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1 / 1）

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觉得我的看法是没有看错的……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讲话，对我本人，对总后的工作，对全军后勤工作都是很大的！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开始了激烈的斗争。我从军委办事组的角度，经常向总理个别汇报林彪、江青之间的斗争情况，直到我下台为止。总理是完全站在林彪一边的。

一九六九年周总理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要我主持国防工业的工作。我开始任常规兵器小组组长，后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全国的国防工业。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钓鱼台召集黄、吴、李、邱、李德生、姚文元谈话反总理。两小时后我就把情况向总理报告了（江青以前的三次谈话，我都及时向总理汇报了）。总理拉着我的手说：「感谢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九大以后到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助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上都没有变。

从庐山会议以后，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会议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总理曾经同我个别谈话两次。一次是询问我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一次是询问我在军委座谈会上对主张对有关庐山的问题要做自我批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总理嫌我没有及时向他报告，失掉了向毛主席提出建议的机会。总理还对我说：「你要同过去一样，有什么事及时对我说，为我争取工作上的主动。」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当天下午，总理有意分配我做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大的工作。例如，收拾三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摊子，组织京西宾馆的防空等等。

九月十七日，周总理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还借故给我打电话，主要是对我做鼓励工作，表示是保我的。

九月二十四日，我就要隔离审查之前两三小时，周总理还想到要同我个别先谈谈，但受到了杨德中的阻拦，未曾谈成。

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在卫戍区隔离受审査期间，总理对我依然是很关心的。例如，要卫戍区给我送蚊帐、凉席、电风扇等用品。据卫戍区看管的人同我说：「总理除了没有批准你喝酒之外，一切事都办到了。」

七二年五月间，当时的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时，总理还要项目组向我传达了三条：一，你交代的那些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中央主要负责人对你是了解的；二，利用机会多读几本书；三，注意身体。从此之后，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就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安心在卫戍区警卫三师等待处理。

我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到一九七一年同周总理最后分别，将近半个世纪。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干部，同总理同桌办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又是历史事实。周总理是我的领导人，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三四年周总理救了我一命，时至今日，使我多活了五十二年。一九七一年我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总理陪外宾去广州，曾召见当时还在广州军区工作的我的二儿子承光。他除了鼓励我的孩子之外，还当着我的孩子的面，向军区首长交代：「对孩子要一视同仁！」一九七三年我的女儿直接向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有批示，当时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总理对我的家属是关心的，我根本不相信总理对我们会下狠心。我同总理的关系是诚挚深切的，总理对我是关心和器重的。我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

在卫戍区经过不几天，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我想到的是：在这里不是「住几天」的问题，而是长期受审査的问题了。

第三十四章 「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关于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方针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庐山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首先说：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总理接着说：我现在传达主席的两点指示：一、主席决定回北京之后，中央政治局举行学习生活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局本身首先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生活会，进行整风。二、要领导好全党，全军、全国的批修整风。

另外，周总理在会上还说，为了工作的便利，主席已经决定张春桥主要在上海主持工作，有事即来北京；江青到上海休养一段。这句话好像是专门说给黄、吴、李、邱听的，因为主席在庐山帮了江青一伙，反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潮流」，扭转了形势，但人心未必服气，江青又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主席这么说主要是要她避避风头。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这项决定是办不到的，江青是决不会到上海去闲居的。

对政治局生活会议，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江青一伙一直抵制召开中央政治局学习生活会，因为他们并不满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去解决问题，他们不愿意把套在林彪脖子上的「套索」拿下来，这根「套索」对江青一伙是无价之宝！。由于康生「抱病」不出门，政治局生活会议一直开不成。这也是他们抵制会议的最好方法。如果江青一伙认为会议对他们有利的话，即使康生有病，他也会「抱病」与会的！

这期间，黄、吴、李、邱对主席的指示都是竖着耳朵听的。主席再三指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叫我们「想通了再检讨」。其实主席在观察我们，我们却以为主席是给我们吃「定心丸」，这是因我们政治上幼稚而产生的幻想。老实说，对庐山的问题，我从没有害怕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又不能不怕。一是怕江青一伙像猪一样不停地拱来拱去，不知什么时候总会拱出事来：二是怕叶群这位「高明夫人」耍小聪明惹事，因为无论出什么样的事，黄、吴、叶、李、邱都是绑在一起的，哪一个都很难逃脱。

军委办事组希望在政治局生活会上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让江青一伙牵着鼻子走，实在难受！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对准备开政治局生活会议，黄、吴、李、邱几个人的思想，也是经多次研究才基本统一起来的。对会议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四个人存在三种思想：黄永胜对主席感情很深，虽然他十分痛恨江青，但他对主席会偏袒江青认识不足，因而思想重视不够，也比较急燥。他的基本思想是五个字：不理与反击。黄永胜说：「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议，不需要有什么准备。先不理睬，必要时就反击。好来好之，坏来坏之，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和主席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呀。」吴法宪的思想是悲观的，他说：「人家胜利了，并且得到了『上帝』保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同李作鹏的思想是三个字：「自卫战」。只要过得去，我们就当「闭口道士」；要是他们欺人太甚就坚决反击。

李作鹏对黄、吴的想法不满，并使用了激烈的言词，他说：「你们两位组长，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右倾，你们要把军委办事组引到哪里去？」李还一针见血地说：「她（指江青）和主席不是个人关系，主席搞文革，她是旗手，怎么是个人关系？！我们的思想能统一就统一，不能统一就各打各的！」我也特别注意研究了斗争方针的问题，并向黄永胜提出了建议。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前排右三黄永胜、右一邱会作

黄永胜听了我和李作鹏的意见之后，思想震动很大。他感到对会议确实需要准备，毫无保留地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他说：我急躁是不对，吴法宪没有出路的思想也不对。我们就以李、邱二人的意见为准，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样，我们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但是政治局生活会一直没有开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前排右三邱会作。

吴法宪、叶群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

在林总同江青的斗争中，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如果说，林彪有什么「集团」的话，汪东兴就是那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汪东兴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叶群、黄永胜、吴法宪传递情况。正因此故，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主席变脸之后，汪东兴就立即告叶群、吴法宪「暂时停止联系」。汪东兴过去总以为毛和江是两回事，这次庐山会议，在关键时刻，汪才看清毛和江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他不再反江青了，更顺从主席，听从主席摆布。当时他的主要做法，就是要从「林彪集团」里逃出去。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九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他的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的检讨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