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1 / 1）

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给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大意）：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副帅认为这样很好，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我和李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他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十月十四、十五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同时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例如，毛主席在吴法宪报告上的批语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在叶群的报告上，毛主席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主席对两个检讨报告的批示，同在庐山他说的「问题不下山」的精神完全不一样了，严厉多了。

吴、叶的检讨报告，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叶报告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从毛主席对吴、叶的检讨报告批示来看，实际上已经向江青、张春桥一边倒了，开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毛主席支持他们的调子已经明朗化了。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批示的内容，同在庐山下山时讲的并不一样，在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并没有减轻「份量」，而是加重「份量」。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全军批陈整风

庐山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对庐山会议怎样传达，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当时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打算，主席是按照自己的主意一步一步走，中央政治局也只有跟着主席一步一步走，主席指示什么，中央就贯彻什么。军委办事组对军队怎样传达，同样没有发过文字的东西和做过布置。当时我们想的与主席的打算是不合拍的。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当然还是「亲密战友」。至于我们，当然是维护林彪了，有事自己担，不往上推。

主席则不然，主席内心已经不想要林彪了，因为林彪并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从庐山下来以后，主席就精心搞他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全力削弱林彪，然后看全党的反应，再视情况处理林彪。九大才开了一年多，就从「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到处理林彪，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我想，林彪心里是明白的，总理也很快明白了。那时候，我们哪里能想这么深，只觉得无所适从。

军委办事组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问题上，也是不顺利的。当时，黄永胜情绪很大，对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批判陈伯达也结合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有抵触，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怎样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双方的（指江青一伙），只叫我们做自我批评很困难！」

对传达庐山会议的问题，兰州军区党委，向军委办事组提出了传达庐山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军区对庐山会议，还没有正式传达。军委办事组是否发传达提纲或发传达指示？以便我们遵照执行。对这个问题，因为主席和政治局没有定大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很无奈，军委办事组的回电是：「庐山会议的问题，由各大军区自己传达。」

在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把兰州军区的来电和军委办事组的复电都提出来了，姚说：「庐山会议几个月了，军委办事组还没有发出传达指示，真是难于想象！」张春桥以讽刺的口气对着吴法宪补了一句：「怕引火烧身吧？是不是，老吴！」吴法宪说：「不是。」

我立即脱口而出：「中央组织宣传组不怕引火烧身，你们对传达的问题讲过一个字吗？」对我的话，他们无法反驳，只好两眼一瞪一句话也不说了。

江青突然说：「在庐山，我们没有参加陈伯达搞的突然袭击。」

张春桥说：「陈伯达是政治骗子，也是小丑。这种人一见太阳就原形毕露了。」

此时，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略有紧张，周总理不断地喝茶没有讲话。军委办事组只有黄、吴、邱三个人在会场。黄永胜情绪不好，不愿意同江青一伙多费口舌，最难得的是吴法宪没有说话。

我略为思考了一下，说了两句话：「今天的会是庐山会议的继续，还是政治局开会？要是庐山会议的继续，我们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这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如果今天再提庐山的问题就是同毛主席唱反调了。」

江青听到我的话后，火冒三丈，她说：「就是你们拥护毛主席，我们不拥护？！你们参加长征，打过仗，拥护毛主席有特权？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文化革命是谁革的？没有文化革命的胜利，我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早就被刘、邓关起来了。」

周总理看到气氛越来越紧张，就以比较温和的口气说：「互相之间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就不说了，待以后政治局进行生活会议再说。」总理说完之后，大家也就没有继续争下去。事隔几日，全党批陈整风就正式开始了。

军委办事组提出了全军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进行批陈整风的学习运动，并向全军发出了指示。

在指导全军的学习运动中，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政治气氛一定要浓；结合实际一定要紧；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一定要出典型。军委办事组在全军的威望是相当高的，号召力是相当大的。军队的学习运动很快就搞起来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大单位的报告相当多。尽管报告都是抄书抄报的居多，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军队学习运动的声势是很大的。虽然毛主席对吴、叶检讨的严厉批示，给我们又是一次打击，但我们还经得起。毛主席说我们不批陈，就批吧；毛主席说我们不懂马列，那就学习马列吧。

关于军队的学习运动，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过两次报告，并附了典型材料。毛主席赞扬了军队的学习运动，并表扬军委办事组开始抓住了大问题。军委办事组决定举办全军宣传处长参加的马列学习班，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办事组对学习抓得很紧，黄永胜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学习，我的大儿子也参加了学习。我也很注重这次学习，叫秘书把讲课的内容录了音，每天后半夜散会回来都要听一段，有时间就看看书。

我在总后党委和国防工办联合的党委扩大会上传达，采取了说「真话」和说「假话」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是把陈伯达的政治骗子和自己上当受骗结合在一起说的。陈伯达骗人则放开说，自己怎样上当受骗说得很轻，且只说自己的事不涉及别人，这样也就有了一定内容的自我批评。

周总理问：「你的传达写成了稿子吗？」

我回答说：「记录稿，我已经送给您一份呀。」

周总理从皮包里取出了我的「记录稿」，很快就看完。总理看文件的习惯是爱用红笔边看边划上杠杠，对我讲话的「记录稿」也是这样的。

周总理问：「你的稿子上报中央了吗？」

我回答说：「请总理过目后，再正式上报。」

周总理说：「大家对陈伯达都不了解，批判是比较困难的，但只要多研究，还是可说出一些道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