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第四章（1 / 1）

有些事情发展的轨迹总是在个人的意料之外。

比如说意外的从广播里听到了交通管制的消息，意外地发现某一条道路因为堵塞走不通，意外地想起自己家里有足够的食材和换洗衣物，意外地听到“总之风雨会很大，大家尽量不要走出家门”的通知。

好吧。虽然这都是意外的叠加，也算是和自己想去的方向达成一致了。

此时此刻，面对着十分自然地坐在自己所住公寓里的周桐，邵子勋深深认识到做好心理建设的必要性。可以的话希望能够不在台风这种客观因素作用下，而是更自然地，循序渐进地——

现在并不是想这种无意义问题的时候。在他内心狂奔过无数想法的时候，实际要面对的是厨房冰箱里的材料。“你想吃什么？这里能做的不多了，有什么忌口的说吧。”

隔着墙和门窗，屋内可以听到的雨声是沉闷的。混杂了电视机的响声，让周桐有种和身处井底时一样的，被按在沉静时光里的错觉。拿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底下垫了几层报纸。电视里是新闻后的广告，当然他也并不是想要看广告，只是任它这么放着，像是这些声音能让自己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

“随便做吧，反正我不挑食。”他顿了一下，站起身，犹疑着向厨房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带着迟疑问：“……要我帮忙吗？”

邵子勋刚围上围裙，正伸出手去拿柜上的调味粉。听到周桐主动提出帮忙，难免有些惊讶和欣喜。作为主人，他还是压住亢奋，十分客气地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但你的表情就是很希望我帮忙的样子。”

无言以对。

最后，还是变成了两个人在厨房里分工合作，一起准备简单晚餐的局面。

邵子勋的房子并不算小，厨房也算是宽敞的，但此时此刻在他看来，两个大男人在厨具间忙碌着，加之开始烹饪时的热气涌动，显得格外逼仄。

两人都有着在学校饭堂摸爬滚打多年锻炼出的过人的进食速度。邵子勋把碗和盘收拾到水槽，拿毛巾擦着手出来的时候，正见到带上手套的周桐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拆开油纸包，想要取出里面的东西。他便也坐到他身边，一同见证着一个谜被慢慢解开的过程。

与常理相合，包在里面几层的油纸上图案保存的较完好。白底蓝纹，线条流转行云流水，如摊在纸上的上好花青。

“油纸伞的伞面？”周桐思考了一下，侧过脸看着邵子勋这么说道，像是打算和他对答案。

邵子勋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摸着下巴盯着油纸上的纹样，沉思了一下还简短地应了一下，补充了一句：“总觉得在哪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不是重点。看里面的东西吧。”

包裹在外的油纸拆尽后，出现的东西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但岁月本身足以为它定价——无价。

“笔记本？”

看起来除了有些破旧以外，并不算多特别。硬皮封面上有类似校徽的标记，但大都被污损，已看不清原来的样子。周桐小心地揭开其中靠后空白的一页，看它内页保存的还算完整，才勉强放下心了。

“要看里面的东西吗？”邵子勋轻声说道，仿佛笔记本本身就是室内存在的第三个人。周桐听到之后也有所犹豫，试探性地翻到扉页，反倒意义不明地长叹了一口气。

“扉页上没有写任何名字。不过可以知道这是一九三五年别人当毕业礼物送的，”他看着邵子勋的眼睛，“我们一不小心把别人的文物——哦，也有可能是遗物——带回来了。”

邵子勋觉得自己的心脏咯噔地停了一下。

周桐倒是没有太多的顾忌，在确认这本日记在油纸的保护下，时历七十年仍保存完好、可以翻阅之后，便重新整理了一下手套，准备开始翻看日记如阅读另一段人生。“要不这样，我们联系好管文物的，雨停了就送过去。”

邵子勋应和着，看到周桐脸上难得的浮现出兴趣的光彩，也忍不住微笑起来。当然，正全神贯注观察这份东西的周桐并没有发觉身边另一个人为自己感到的喜悦。

虽然扉页上写的是“赠于民国二十四年”，但第一篇日记的日期已经是民国二十六年。从内容上看，日记的主人似乎是把自己决心走上战场作为一段岁月的开端。

“这个人还活着吗？”两个人的头几乎挤在一块读着日记时，邵子勋自言自语道。

周桐还是把这当成问题回答：“就算撑到抗战后，活到现在的也很少见了。如果是还健在的老兵，要找到失主反而很容易。”

——但这个几率毕竟太小。

他们共同这么想着，并共同保持沉默。

大部分字体方正刚健，流露出一种锐气。白话文为主的写法也更贴近现代的习惯，让两位前理科生读者没有太多理解上的障碍。写第一篇日记时作者应该还没有上前线，但从字里行间已能嗅出骨子里透出的军人的气质。

隔着几行字与近七十年的岁月，轰鸣的炮火中回响的绝望的哀嚎与残存的祈祷仿佛还在回响，烧焦了古城多少人家百年基业、燃尽了无数人鲜活生命的嗜血烈焰几乎将视网膜烫伤。他们所阅读的来自一个青年的记述，而这个青年所听所闻还隔着报馆和电台的喧嚣，难民潮间涌动的恐惧和不安，半夜道路上车辙间军车轮胎的响动。

二重转述的画面已然如此，更何况去掉了泪水遮掩的更残酷的现实。

这篇篇幅并不长，但看得出作者的激愤非同寻常。占了两行的字高，不在乎书法结构、由勉强控住愤怒情感的正楷到最后的草书。

然后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世上现存唯二两位读者马上明白了许多。

“日军是在1937年12月13日进的南京城。”

“对战俘和普通百姓的大屠杀……信息传播的时间差……嗯，这么推算是对的。”

——一个毕业于1935年（应为大学）的青年，大概早在1932年左右就有过退学从军的打算，可能由于家庭阻止等种种原因一直搁置这一计划；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后下定决心，离开家乡走上战场。结合种种迹象加上直觉，日记的作者——由于名字还没有出现，可以暂时以X代称——大概有着优厚的家境，受到良好教育，思想进步；参军计划拖延了五年，看来家庭等方面的阻力很大，几乎找不到离家的方式，说不定家长还是有着一定势力、对家人管教极严。

这是他们共同得出的初步判断。

紧接着，邵子勋又凭着自己的联想补充了一点：如果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只要性格不算古怪，应该会有不少同龄朋友，自然也不会缺少本子这样的毕业礼物。如果作者X以前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而这只是其中一本，那么特别用这一本开始书写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这本日记——或者说被当成日记前的这本笔记本本身也有不一样的意义。

再往前推，送这本笔记的人作为X的朋友，对他的意义也不一般，很有可能是少有的支持他做出这一选择，甚至一起参军上前线的人。

虽然周桐觉得这个想法所需的假设支持太多，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默默记下了这个推断。

“如果是我的话也一定会上前线。”周桐笃定地说。

“我也会。不是因为别人都上了我也得跟着去，而是我一定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