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失去工作（1 / 1）
列车一路东行，过了杭州后离上海就越来越近了，那时的我内心很激动。是呀，我不再是一个人在异乡漂泊了，我们这段三年书信交往、一年电话交流的恋情经历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终于携手同行走向了现实生活。虽然前方的路还很迷茫，等待我们的考验还非常多，但我相信，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就能感受到幸福。对于一个你所爱的人，你也会相信，只有自己才能给她最大的幸福！（这话倒是后来在“向半仙”向滨的□□签名上看到的）
看看身边的她，虽然内心也有些激动，但脸色并不好。倒不是其他原因（我们是属于自愿“私奔”），而是因为她平时都是步行上班，很少坐车，所以这次坐火车她有些不适（不至于呕吐，但又不太舒服）。为了逗她解闷，火车一进入上海境内，我就不断指着远处一些电视信号塔骗她说那就是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前几次她竟然相信了，看着她上当受骗的天真表情，感觉是那么的可爱。后来骗的次数多了，她就不理我了。
这次从株洲到上海的火车没有停靠在我来上海时的上海西站，而是停靠在闸北区的上海站。下了火车，我就带她坐地铁一号线过上海体育馆站，这也是她第一次坐地铁，不过因为旅途的劳累，她坐地铁时也晕车（正常情况下，坐汽车晕车的人不会晕地铁）。
从地铁里出来，我在漕溪北路上拦了一辆沪C牌照的出租车（上海的出租车主要是沪C牌照的“上海大众”，北京的主要是京B牌照的“北京现代伊兰特”），把行李塞进后备箱后，的士便载着我和她向我租住的那个城中村——虹二村靠近。因为城中村里人多路窄，只能在吴中路上下车，然后步行走向我租住的那个六七平米的“狗窝”。走在城中村狭窄、破旧而拥挤的道路上时，我也在留心观察她脸上的表情。不过如我所料，她很平静，没有一点失落感。是的，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就体验过了生活的困苦，她没有嫌弃我这寒酸的栖息地，正如《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不会嫌弃黄原揽工汉孙少平租住的那孔没门的破窑洞。
把行李放好后，我就带她到城中村的话吧里去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那时手机长途还非常贵，话吧便宜很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告诉家里我们“私奔”的事情。她家里知道后也并没有感觉到特别意外。当然，做为父母，肯定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远走天涯，最好能呆在自己的身边，每天看着才最为放心。另外，如果她能留在邵阳中心医院，她们院子里的人过邵阳寻医问药时有个熟人帮忙带下路也方便很多（她那时虽然只是临时护士，但也经常有院子里的人找帮忙）。
电话那头的二老只是嘱咐我们在外面要多保重，另外告知了她们家里有一个亲戚在上海，让我们过去认个门。（其实我和她的事情她家里也早就知道，因为她一直对我说感觉到家里的压力，所以我也曾经绕过她而单独写过信给她父亲，以我真挚坦诚的话语和俊秀的书法，相信多少留下了一些好的印象。在接她过上海后的几年里，我去过她家两次，她妈很瘦很慈祥，对我非常好，是那种“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的表情；她父亲相对比较严肃，话不多，但很喜欢谈论《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很喜欢看历史片
打完电话后，我们在城中村的商业区吃了饭，并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回家（包括四件套等），她把我的“狗窝”根据她的审美要求整理了一遍。在下午的时候，其他邻居也回来了，我带她认识了下临近的住户。我和一个年龄比我稍长几岁的高个帅气小伙关系最好（其他住户年龄大我们很多），他在邻近一高档小区里做保安，漂亮的嫂子在邻近小区做保洁，有个可爱的孩子在老家没带过来。（根据我后面搬了无数次家的经验看，城中村里虽然外部治安比其他地方乱，条件比其他地方差，但邻里关系却是我所租住过的地方里最为亲切而和谐的）
就这样，在一切安顿好后，我暂时性地告别了光棍生活，和她正式的开始了“非法同居”。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骑自行车载着她在周边逛了一圈。到我之前经常打电话给她的漕东路看了那个曾经被我摔坏过的公用电话亭（带她过去看看，算是给这电话亭一个安慰吧）、在漕东路路口东头的网吧帮她提交了应聘护士的简历、在漕宝路的上岛咖啡店请她品尝了咖啡和感受了我之前的工作环境（为避免遇到熟人，没有选择我之前工作的田林东路那家）。
在她等待面试的时候，她家在上海的亲戚打电话过来了，说开车过来接我们过去玩。问到我们这的地名时，我俩有些不好意思告知住在这破旧的城中村里（除了面子因素，也怕被家里人知道而担心），便撒了个谎说我们住在湘府花园（虹二村东头一个较高档的小区）。不一伙车就到了，我俩相跟着出了城中村，走上了吴中路，往东头一看，只见不远处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宝马轿车。见我们过去，对着我们鸣着笛，走上前，确认了车里长我们几岁的男子正是她家的亲戚——曾超，相互寒暄了几句后我俩便上了车。从我俩出门的方向和举动，他应该了解到了我们真实的住所并不是湘府花园，而是旁边的城中村，可能为了避免尴尬，他也和我俩交了底，说这辆宝马不是他的，而是借的朋友的车（毕竟我们年龄相差不大，更容易彼此理解对方）。因为知道她刚来上海，也没到处逛过，于是曾超提议开车绕着上海的内环转一圈再回他家去，我俩欣然接受了这番好意。
虽然我来上海也有一年了，去过的地方也非常多，但由于上海没有绕着内环高架转圈的公交车（我平时只是骑着自行车在高架下面转过圈），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上海的内环高架上观光。高架上看到的风景和地面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上海的楼层都比较高，在地面转圈时感觉是在峡谷里穿梭（六年后，我独自过西藏旅游时，从拉萨去林芝的路线就基本是在峡谷里穿行），视野范围非常窄，有点像井底之蛙，不过倒是可以看到绿色植被和匆忙的人流与车流；而在高架上转圈时，感觉是在楼宇间穿梭，视野范围比较宽，但除了看到车流就只有静止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少了很多生机。
坐着宝马在上海的内环绕了一圈后，曾超载着我们回到了他在上海的家。那是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近春申路的一个高档的低层私家住宅小区。他家在一楼，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厅和厨房连在一块，装修得很精致，有点像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几个房间倒还只是刷上了不同的颜色，没有正式装修。他虽然长我们几岁，但也还没结婚成家，所以这里更像一个办公场所，没有显示出有女主人的那种温馨的居家感觉。在曾超家里，我们也见到了他的父母，她和两位老人相互续了下旧，然后曾超请我们到小区外面的小肥羊吃午餐，他同时还邀请了一些其他的朋友，不过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俩主要是边吃边听他们聊天。
晚餐时，曾超有事情外出了，我俩便在他家和两个长辈一起吃晚餐。这时的气氛融洽了很多，也通过这次交谈得知这房子的付款主要还是父辈们的积蓄，年轻一代的收入虽然也不低，但由于开销也不少，并没有多少存款。（有时，我们每个人的差距本身并没有那么大，但由于客观因素导致的起跑线相隔太远，而最终把人和人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晚餐后，两个老人客气地留我们住在那里，但我俩的心早就回到了虹二村那个“狗窝”，这时曾超也回来了，于是又开车载我们回去。这次大家比较轻松，车子也直接开到了虹二村门口（而不是旁边的湘府花园），心照不宣的，他没有提出进屋坐坐，我俩也没有请他进屋喝杯茶，就在城中村门口告别了。虽然他对我俩很好，但由于彼此间的差距，后来我们基本没有再交往过，再后来听说他因工作调动，转北京发展去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你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朋友圈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你的收入是与你经常交往的五个人的收入的平均数”这类说法。在我看来，这些听上去非常正确的说法事实上是本末倒置的，真正的决定因素，不在于他人与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才决定了我们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我们的人生高度，才决定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收入状况，才决定我们经常与哪些人交往。如果刻意挤进让自己不适的圈子，只会令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因为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平行关系，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索取和施舍概念，否则就不是单纯的朋友圈，而是各种名利圈。是不是朋友，取决于你能不能把他人当朋友，如果不能当他人是朋友，就算经常把酒言欢、为人两肋插刀也只是表面文章，若能当他人是朋友（多理解对方的难处，多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那么天底下也不存在有真正的敌人，就算一花、一草、一木，也可以是这世间陪伴你的朋友。
也因为我的这种朋友观，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我没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不喝酒，不会与人把酒言欢；另外我也没为他人两肋插刀过），但我感觉我遇到过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到许多我所不具备的优点，能看到每一个人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平凡人，后来也遇到一些从经济上比我宽裕很多倍的百万、千万富翁（也有亿万富翁），之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利益诉求，可以心平气和地与他们交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也只是普通的平凡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是富翁。
在投出简历的几天后，她接到了面试通知。那是一家坐落在上海长宁区汇川路18号的民营医院，叫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我陪同她过去面试了，因为护士这职业在上海属于紧缺职位，她又有大专文凭（这在护士里面也算中上了），加上形象也不错，所以面试很成功，直接就定了下来。当时来这医院面试的还有很多人，有些是来应聘医生的，坐在这医院的走廊上，看着那些应聘医生的人，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走的是那条原本我有机会走的路，而这时的我只是一个陪同应聘的人。
她工作定下来后，我们的生活也就开始走上了正轨。由于她还坐不惯公交（总是晕车），当时从虹二村到新视界眼科医院那段也没有直达公交（离虹二村很近的虹桥路宋园路口倒也有一家眼科医院，叫“爱乐眼科”，但去问过，那边当时不招人，另外要求更高，要不，她会优先考虑在这边上班），于是我每天骑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早上是送到地铁中山公园站，下午一般做好饭菜后到虹桥路上去等她。当时已经是夏天，虽然载着的是心爱的人，但一开始还是很累的。之前她没过来时，我从来没骑自行车载过人，为了安全起见，我都是把车座调得很低的（以便紧急情况时双脚能迅速撑地），所以这样弯曲着双脚踩踏板格外地吃力。后来载她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把坐板拉高，发现这样一改，载着她就非常轻松了，也增加了不少自信（毕竟经常看电视里的画面，载着女友的人都非常轻松，而我之前载着她只感觉到吃力，一点也不轻松，但又不能表现出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先骑自行车沿中山西路载她到中山公园，然后骑到长乐路的第一妇婴医院和普安路的曙光医院蹲点（那时我主要负责这两个医院的药品推销工作）。由于根据规定，自行车不能载人，所以遇到大的路口就会提前下车推行（主要是天山路和延安西路立交桥，那里早上一般都有交警在指挥交通），等过了之后再载她，也有几次被交警在路途拦了下来，还好，只是提醒了不让骑车带人，没有罚过款。
从她过来后，我除了每周给家里打个电话外（问个好，报个平安，一般不超过两分钟），其他也没有什么电话联系的人了。但她的朋友相对多一些，另外和家里打电话的时间要比我长，为了节省话费，我们都还是一起去话吧打长途。原本进话吧打电话是为了省钱，但有一次打完电话回到家里，我却发现我的那个翻盖手机没有跟我一起回家（打电话时放在一边，打完后忘记拿了），赶紧跑回去找，却再也没有找着。就这样，我的第二个手机离开了我（从那后，我习惯了每次背包出门，从此再也没掉过手机和其他物品）。当时我非常难过，她也有点生气地指责了我，因为虽然只是很便宜的手机，但已经是我们最值钱的家当了（那时也没有电脑、相机，除了手机，只有一个花了不到50块钱在城中村买的二手袖珍小电视，没装有线，只能看上海本地台，那时主要看那个可以学上海话的《老娘舅》节目），而且我当时的业务离不开手机（虽然也没有人打给我），只能从手头不多的现金里拿出一大部分又买了第三个手机（这回买的是个诺基亚的直板机）。
就在买新手机后的不久，就是2005年的端午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俩的现金已经是0，我们遇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我跟隔壁做保安的兄弟借了几十块钱，在城中村的店铺里买了一个粽子，两个人一人吃了一半，以庆祝我们在一起后的第一个节日。
当然，这种揭不开锅的处境很快过去了，因为在这几天后，她领到了来上海后的第一笔工资，从这时起，我们相当于付一个房租，而有两份收入，是属于1+1>2了。也在这个时候，租住在同一房东家里的另一户搬走了（那一户租住在做保安的大哥和做保洁的嫂子旁边），留下来的那个房子比我们的要大几个平米，于是和房东商量了下，我们搬到了这个差不多10平米的小房，房租也从200多增加到了300。
经济状况好起来了，居住条件也稍微改善了一些，我们也开始憧憬着更好的生活。这时的我在她面前还是很有压力的，虽然我做的是销售，但我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做销售的，按理主要靠提成的，而我每月提成就只有200-300块，等于没有），所以和她的工资相比，我不光没有任何优势，反而比她赚得更少。
为了能增加些业绩，我送出了我做医药代表时最大的一份礼物——给曙光医院一主任医师送了一张充了100块钱的交通卡（之前只是守在门口等医生们上班或下班时打个招呼、送饼饮料），是在她下班后穿过淮海中路时我跑过去硬塞给她的。送出这“厚礼”后，收获还是有的，当晚就收到了她的一条短信，内容是理解我的难处，说这工作并不适合我，她认为我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但我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曾经那些闪光点，只能停留在校园里。而出了校园后，面对生存的压力，我举步维艰。由于多少读了一些书，为书本中的人性和自由所束缚，我也接受不了那种进厂上流水线做普工的生活。在这社会上，没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要想找份体面的工作，比登天还难！
巧合的是，刚好这一个月给医生的提成，经理让我们自己去给（平时这一块不由业务员负责）。我那个月的提成还是200，给医生的回款是400（默认是业务员的两倍），当我把这钱给那位送过交通卡的主任时（我负责的医院里，当月也只有这个医院有开药），她没有要，而是把这些钱给了我，说很理解我的难处，并再次对我说我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这种煎熬的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在那一天，在上海曙光医院药房门口，我接到了经理的电话，她告诉我这个周末我不需要再过浦东的宏声商务中心开会了。开始我有点没弄明白，后面理解到了，这是委婉地告诉我，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而这一天，刚好是我23岁的生日。
没过多久，经理又打了电话过来，她也刚记起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她在电话那头感觉非常过意不去，接连向我表示歉意。虽然当时的我已经泪流满面（伤心难过时习惯性的，控制不了），但我心中并没有任何怪罪之意，我知道她是无意在这一天开除我的（凭我的业绩，随时开除都很正常，而她一直在给我机会），我也知道不是因为我拿了那400块钱（那位主任医师也不可能把这事告诉我经理）。
相反，这个时候的我，倒是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如果公司不开除我，我还将继续煎熬下去，不知何时是尽头。因为我不太善于改变，对于选择了的事、选择了的人，我有一种抓住不放的执着（或者说固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主动松手。
也就在这一天，在这种不太喜庆的气氛下，她陪着我过了第一次生日（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因为之前在2002年我20岁生日时，在邵阳砂子坡那间昏暗灯光的房间里，她和段秀红为我庆祝过生日。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没有正式走到一起）。这个时候的我，也是幸福的，虽然工作没有了，但她还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