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十四（1 / 1）
到了做操的时间，每两个年级在小空地上做操。第二拨就轮到我们了，我不会做操，但是动作很简单，许多都是重复，我一学就会了。背景音乐还是一首红|歌，我渐渐有些厌倦了学生时代还要浸润在政治的洗脑里。
中午回家吃饭，果然李言笑在岔道口等着我，我很开心地跃上他的车后座一起走了。
“玩儿得怎麽样啊？”他居然这样问我。
“没玩儿。净听讲了。”
“乖。”李言笑把手伸到后面揉揉我的头，结果却抻了筋儿。
中午回家，王钩得儿在家等我一起吃饭，一直都在问我学校怎麽怎麽样。我装作兴致勃勃地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怕他上学的兴趣被磨减。说实话，上学真的不好玩，那种新鲜劲儿，半天就消逝没了。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学校。我到教室算早的，看到里面有几个学生早早地就坐在那里，我才意识到他们是离家太远了，没办法回家，所以就这干干的馍和凉白开吃午饭。
相比之下，我真是太幸运了。
下午依旧是那样上课。其中有一节图画课，我们都拿出纸笔来画画。老师还是那一个男老师，在黑板上画葵花，画得不伦不类。我看见大部分同学画的都是五角星，用铅笔描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要放学了，老师又大声说：“同学们，我们齐唱一首《公|社都是向阳花》！起歌委员，准备！”
我们齐刷刷地站起来，那个女孩就唱起来：“公|社都是向阳花……唱！”
这首歌我不知在哪里听到过，我们就齐声唱起来：“公|社都是向阳花，花儿开在阳光下……公|社教给我知识，教给我技能……”
这首歌中间有一段象声词：“东齐东齐齐东强！”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班上的男生就疯狂地用手敲桌子，敲得当当响，我看着都觉得手疼。
李言笑带我回家去，我搂着他的腰默默地想，还不如在家待着，在学校学不到甚麽真正的东西，除了得到政治的洗脑就没有别的了。我想起那些同学们狂热的眼神，不禁觉得有些恐惧。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这没错，孩子从小就应当是走在前列的。然而这个时代的前列，就是盲目的歌颂和批|斗吗？
我对李言笑说：“我不想上学。”
“啊？”他有些吃惊，“为甚麽啊？”
“我不想变成那些同学一样。”
“哦……你是指……我明白了，”李言笑说道，“你只需要看着就行了，身处他们之中，也可以做一个局外人。我这六年就是这样下来的，也没有变成他们那样啊。”
“噢。初一好玩吗？”
“还行，无非就是换了个地方唱|红|歌呗。”
我们都笑起来。
李言笑说：“我自己一个人能唱出高低两个声部的歌。”
“你唱给我听听。”
他清清嗓子，就认真地唱起来：“青青、青青，小松树、小松树，生长靠太、生长靠太，阳阳阳阳阳！”
他的嗓音很好听，但是这种唱法，把我我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几天，我周末的时候就去找李言笑，看书弹琴。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在十年间达到顶峰，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酝酿着动|乱。
旱灾渐渐来临了，地里种不出庄稼，每个人都吃不饱饭。吃完晚饭，所有的活动就是躺在床上，以免消耗更多的体能。
孩子们依旧饿着肚子在玩耍，他们小小的身体里有的是能量，足够他们燃烧一整个童年。
老百姓能否吃饱无所谓，重要的是，依旧要搞运动。
每天早晨醒来，就多了一个项目：去广场上跳“忠字舞”。
我们上学的时间晚了一些，每天天还没亮透，每个人就匆匆洗漱好吃完饭，来到广场上，我和李言笑也不例外，只不过李言笑一副不为所动的不屑表情。
我们聚集在广场上，分成好几大拨人，大喇叭里就放音乐，人们跟着一边唱一边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话儿要对您讲……”然后人们就把手放在胸部，李言笑的手就微微晃动一下，显得特别不耐烦。
“我们有多少热情歌儿要对您唱！”我不觉得忠字舞多麽好玩，纯属被这热闹的气氛感染。每一大拨人跳舞的进度不同，我在这一堆里跳一会儿，在那一堆里跳一会儿，玩儿得不亦乐乎。
我们把手在胸前和眼前来回晃着，整整齐齐地喊：“打倒×××！打倒×××！”
我再看李言笑，他根本不合拍，不跟我们一起跳，而是在那里一手背后，一手放在腰前，在广场上来回绕圈练习走台！他还忘不了他的戏哪，我心想，“虞姬”都要顺应潮流了，你一个小孩子，那麽固执干甚麽？
虽是这样想，但我觉得京戏的确挺好看的，以后都要改成样板戏，怎麽想怎麽可惜。
还好，我认识李言笑，以后可以让他表演给我一个人看，他依旧是我眼中俊秀潇洒的武生。
忠字舞继续跳着，除了我们两个，每个人都兴奋而狂热，我也不知道他们那用糟糠和菜叶子支撑的身躯怎能释放出这样的能量。
人们从兜里掏出红灿灿的《毛|主|席语录》，在空气中“唰唰”地来回甩着，把手在胸前和眼前来回晃着，整整齐齐地喊：“打倒×××！打倒×××！”
……
忠字舞结束的时候，还有一句象声词，是“巴扎嘿！”其动作是张开双手举上天空，一只脚撑地，一只脚翘起，我七八岁的心还属于一个顽童，于是跑到一个墙角里，把小脚翘起撑在墙上。叔叔婶婶指着我乐得腰都弯了。
有一天上学，我已到了学校就感觉气氛不大对劲儿，大家都没有读书，好几个女孩子拿着小竹竿和红纸手忙脚快地做红旗。全班到齐后，老师发放小红旗，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出了学校。小空地上全是学生，李家庄中学的中学生也全员出动了。我心里觉得疑惑，就问了问旁边那个男同学：“这是要干甚麽？”
那男生上次和我说起钢琴，似乎觉得我看不起他似的，就借这个机会回击我：“我们要去看毛|主|席的指示，你这个土老包子！”
我心里虽是有点不爽，但也没有太过在意“土老包子”这个词。我只是觉得心寒，让小孩的成长浸透政治，就已经不太好了，现在又要终止学习去看毛|主|席的指示？
上学不如在家好，看指示不如上学好。
我们是唱着《北京的金山上》，挥舞着小红旗走到大广场的。不只是因为太阳的缘故，还是我心理的缘故，我的动作也和李言笑一样，变得蔫蔫的，打不起精神。其他饿着肚子的小孩子，其气势可以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来比拟。
大广场上挤满了人，都围在一面墙上看《毛|主|席指示》。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齐呼“毛|主|席万岁！”然后也挤到人群中去看。那里面的所有字我都认识，内容大概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我心里有疑问，李家庄是农村还是城市？《指示》上面写道，上山下乡就要加入生产队，一起劳动、干活，挣|工|分，然后和老农民一起分粮食。我回忆起，叔叔婶婶好像就是干活挣|工|分的罢？叔叔还埋怨过修筑水渠的时候，杨四柱偷懒耍滑不干活，白白拿工|分。
生产队每年年底清算一次工|分，工|分多的人分粮食也多。叔叔婶婶都是极其认真的人，他们每天去劳动，从不偷懒。
那时候不允许有自留地，土改把地主的土地都没收上去了，全成了国家的土地。但是李家庄毕竟是城市里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种庄稼的，凭土地吃饭，靠年底的分成是吃不饱肚子的。于是一些家庭留那麽一亩两亩的土地，上头组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老百姓享受一点点红利。
我还记得那次修筑水渠，男人劳动一天是给十个工|分，女人劳动一天给六个工|分。当时婶婶正在经期，她丝毫没有顾忌，缠一块破布就跳下了脏水渠。那时候女人都一点儿也不娇气，甚至以“经期依旧干活”为荣耀。
那次婶婶被脏水感染了，也一点儿不害怕，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招来的土药方，擦擦抹抹，还有口服的，愣愣是把感染给治好了，我都觉得咋舌。
至于李言笑家，我始终觉得奇怪，他们家好像没有人在生产队，也没有人种地，每个人都是文化人，过着悠闲矜持的日子，唱戏的唱戏，当医生的当医生，弹琴的弹琴，过着现实之外的生活。
李家是大家，难道他们家吃老底？还是有人去劳动，但是进进出出没让我看到？他们一家人深居简出，我至今还没有认全李家的人，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丝神秘色彩。
反正“上山下乡”，与我们没关，我自然是不到年龄的，李言笑应该也没到年龄。
第二天凌晨，我怎麽想怎麽都觉得上学没意思，就跟李言笑说了声，说我在家休息一天，让他自己去上学。
李言笑居然没问问甚麽就走了，我乐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一天时间可以好好玩玩了。我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很嘈杂的声音，我耳朵尖，就听出来似乎是大广场那边发出来的。
怀揣满满的好奇心，我就走在了前往大广场的路上。
我远远地看到，广场聚满了人，中间还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斗里有甚麽东西，但是看不清楚。我越发的好奇，就跑过去看。
走进了，我才看到，广场上来了一个死刑犯。
那时批|斗、处决犯人都是公开的，大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之感。犯人被押在车上高调地运往广场，宣布完罪行以及个人身份就运赴刑场。大抵是有一些闲汉骑着自行车一直跟到刑场的，目睹一下子弹爆脑袋的场景，大快人心。
以前听叔叔婶婶说过批|斗、枪决犯人的情景，但我都没有看到。这种事儿经常有，所以让我给赶上了。
我心想，幸亏今天没上学，看一次判决犯人，感受一下“法|治”的洗礼，比上一百天学都有用。
后来我才清楚，那哪里是“法|治”呀，简直就是乌合之众的狂欢。
我记不清了是政治犯还是甚麽犯的，我和一帮不上学的男孩子夹在人群里，兴奋地张望着。那时的我还小，只是觉得这种事情很新鲜，很有趣，甚至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
犯人被武警押着，头垂地很低很低。一个人站在台子上，举着大喇叭高声喊着犯人的罪行。那应该是个文化人，教书的。顽童们也凑凑热闹，听听甚麽“资本主义复|辟”、“右|派”之类的不明所以然的话。
是啊，孩子们听不懂，大人们听得懂，听懂又何妨？能怎样呢？
那个发言的人说：“××犯人绰号为‘克猴儿’！”台下的孩子们便兴奋起来，反复咀嚼着“克猴儿”这个绰号。
批|斗结束了，令这群孩子最期盼的时刻也到来了。武警们押着犯人上了卡车，很威武地叉着腿站在车上，前面时双膝跪下的死刑犯。车向着死刑场驶去，人群缓缓流动着，我跟几个顽童紧追不舍地跟随卡车在道路上跑，大声叫着“克猴儿，克猴儿！”
我叫得特别起劲，还不忘仰起脸来看看犯人的反应。无奈那克猴儿就是不抬头。于是顽童们捡起地上的石头土块，往克猴儿身上乱砸。我没有朝他扔石块。他们笑闹着，饥荒也无法阻止孩子们释放能量。
我打量着车上的犯人：他的头发蓬乱，衣角黝黑，衣衫不整，老老实实地跪在车上，垂着长满杂草般头发的脑袋。这时，卡车颠簸了一下，那颗脑袋晃了晃。
我清楚地看见，犯人的脖子上紧紧地绑着一根大粗麻绳，牢牢地禁锢着他，使他动弹不得。我对他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一句”克猴儿”憋在嗓子里，最终没有喊出。
我注视着犯人。忽然，”克猴儿”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在两束目光相交的那一刹那，我的血液凝固了。我从未看见过那样的目光。
从黑色的瞳孔里流露出来的，是太多太多的哀怨、太多太多的愤恨，还有一丝无助和无奈。黝黑的面颊上，那双眼睛显得格外醒目，像两把耀眼的火炬，在一瞬间照亮了我的心房，唤醒了一个孩子的良知。
或许，那位犯人不畏惧死亡，但脖子上的粗麻绳迫使他跪下，即使他眼前的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孩儿。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错了，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正直的中国是否颠倒了是非……我仿佛看到他被践踏成碎片的自尊飘零在地上……
车子越跑越快，许多孩子被落在了后面，依然乐此不疲地叫着”克猴儿”、“克猴儿”。我跑得不慢，却停住了脚步，望着卡车渐渐远离。
尽管与骑自行车的大人一直追随着卡车去刑|场是我的梦想，尽管跑到刑场会使孩子们无比羡慕，尽管不追了就代表着没有了炫耀的资本。但犯人那双火焰般的眼睛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它没有大道理。正是它的残缺造就了它的完整，它也真实存在过，它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过往。尽管荒谬到极点，它却存在了十年。
那不是我看批|斗的第一次，却是最后一次。
其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关于别离。这是李言笑给我讲述的，通过这件事，我隐隐地觉得，李家无论再怎样神秘，再怎样牢固，在文|革的漩涡里也要被撼动。
李言笑的爷爷出身还算凑合，其母是贫农出身，其父是小地主。虽然与地主沾边儿，但是组织还是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小资产阶级，无关紧要。
但是李言笑的奶奶就是纯地主出身了，裹着小脚晃悠晃悠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样的老婆婆，自然就被别人盯上了，然后向组织告了密。有跟李家关系不错的人，提醒了李言笑的爷爷，说要有人来查身份，恐怕要遭殃了。
李言笑的爷爷眉头紧锁，两天没睡着觉，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完成一次天衣无缝的掉包。
李言笑的姥姥是贫农出身，大字不识一个，在青岛的西部居住，李家人就连夜把姥姥接了过来，然后连夜把奶奶送了出去。
李言笑的奶奶被送到了福建。一个原因是那是南方，运动开展得相对不激烈；另一个原因是南方富庶一些，有李奶奶最爱吃的“咸鸭蛋和花生米”。
我听到这儿就觉得有些讽刺：同样是为了躲避文|革时候的动|乱，我要北上，李奶奶却要南下。命运是不是在戏弄我。
后来一想，我来青岛没有考虑南北方受到运动冲击的大小，而是直奔着叔叔婶婶来的。
果然过了几天，组织里的人来了，就敲开大红门，李爷爷把门打开一道小缝，问他找谁。组织里的人就说，找王菊。
李爷爷就故作镇定地大喊，老婆子，有人找。
那个被掉包的姥姥，就颤颤巍巍地出来了，说您找我？
组织里的人就说，你是王菊不？
对对对，俺就是。
那人一听就皱眉头，拿出一份资料，说看看这是不是你。
姥姥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儿，说俺不识字，看不懂。
那人的眉头皱得更死，就不耐烦道，你出身是不是地主？
姥姥一听就“懵”了，赶忙说您是不是搞错了，俺家三代贫农，以前还给地主婆打短工，俺二哥还是个烈士！
组织里的人一听，我的了个娘，这个叫“王菊”的老太太，简直是正得不能再正的根儿，红得不能再红的苗儿！贫农不说，还打过短工；短工不说，人家还有个烈士！这个颤巍巍的老太太，也不像是撒谎啊，他娘的难道告密的那个人是公报私仇？害得我白跑一趟！于是就不明不白地走了。
于是这样，李家人就逃过一劫。
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发生在礼拜一的上午，李言笑和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一脸笑容，但我知道他是装出来的轻松，毕竟奶奶也杳无音讯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李奶奶患了癌症，客死异乡，连人都没找到。这个“掉包计”，成为了李家人做的最聪明、也最糊涂的一件事。
这也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