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1 / 1）
《一九七六》正式开更了，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一九七六》为爱情、历史小说，稍显沉重，为你们展现出一段你们并不了解的历史。作为一名放假的学生党，我正在努力更新中……阿赦于15年7月23日。如果我能够，我将写下记忆里中国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为言笑，为自己，为那过去了的时代，为这世界的将来。
时光之河永往直前，那些破碎的时光，就如同一本仓促的日历，还未来得及展平，就被无情地撕了下来。尽管我没有看到梦幻中的二十一世纪，然而我能料到，那会是一个琐屑、繁忙的时代，极少的东西能透过时光的指缝，被存留下来——而那大部分的东西，便不复存在。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专属的见证人，有的人用画作，有的人用诗歌，有的人用收藏品。我希望在自己死前，留下这样一本书，这本书见证着我和李言笑的往事，我们的往事见证着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即使人人都穿着或蓝或黑或军绿的衣服，然而“红色”却仍与它匹配。那个年代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无法逃脱，难以抹去。
我现在常常做这样的梦：我置身故宫前，疯狂的红卫兵们高举着主席的画像，大喊着口号朝我奔来。我苦苦哀求，祈求他们听我说几句话，向他们讲明道理，然而他们眼中有种服了毒一般的偏执，根本不理睬我。人，明明是可以辨别善恶的；但，为甚麽，这个时代如此疯狂，它夺走了数亿人的良知。
这便是中国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犹如一场太不真实的梦魇。相比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更喜欢叫它“十年动|乱”。
这十年，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它毫无因由地发起，又在一瞬间垮台。它席卷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摧毁了无价的财富。当历史否认它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明白了这种黑色幽默——极端荒谬的年代，极端荒谬的历史。
我叫林雨声，生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出生地点江苏连云港，无兄弟姐妹。
同辈人中，我是唯一一个用阳历庆生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最早的记忆中，一到我的生日，父母都歇一天假在家陪我。广场上，人们举行隆重的宴会，晚上还有免费上映的电影看。
年少的我一直以为，人们在庆祝我的生日。就因为这个，我似乎有了那麽点资本，认为自己比别的小孩子稍高一等。而奶奶告诉我，我与国家的生日交叠，这就意味着我的一生必定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
我一共有过三个名字。刚出生时，家人通过激烈的讨论，认定了我爷爷为我起的名字，林庆华。一九六六年，我六岁，革命刚爆发。父亲为了隐藏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崽子，为我改了个极为大众的名字，林慕东。
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其深层意是：林家人仰慕主席。我记得当时的大院里，叫念东、献东、东时的多得是，还有最直白的——有一个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小孩，每天淌着鼻涕到处跑——他父亲叫他张文|革。
第三个名字，是一九七三年诞生的，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名字——林雨声。
这个名字是李言笑帮我起的，是一个很应景的名字——当时我们正坐在后院的台阶上看雨。李言笑长我五岁，他短暂的一生影响了我短暂的一生。李言笑和我母亲一样，骨头硬朗，极其自尊、正直、宁折不屈，是肯为真理奉献出生命的。可以说是命运的造化，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我们的结果都必将是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间，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我亲眼见证着一些文化人、正直的君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稍稍有头脑的人就会知道，“文|革”无疑是一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动乱。而红卫兵们依旧高声喊着“主席万岁”、“阶级斗争是纲”……
我不能说恨他们，我想你知道——当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你会哭，你会痛苦，但当你接二连三地失去，直至一无所有，你就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蹩脚的玩笑。上帝在天上饶有兴致地着你这个可怜的人，想看你会怎麽做。你抬起头给他一个笑，无论是大笑还是苦笑，都是在叙说着自己的释然：这个玩笑不可笑，但我决定，在这个玩笑里继续努力地活着。
我就是这样一种心境。
下面该说一说我的出身。我的出身对我今后的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不是我比较特殊的背景，我应该不会遇到李言笑，我的生命也会完全不同。
姥姥、姥爷去世得早，抗日夺走了老爷的生命，我只在一张古老的黑白相片上看到过他们。当时他们正值三十而立，姥姥穿着绸缎旗袍，裹着小脚，气质典雅，笑容清丽；姥爷则生得浓眉大眼，穿着稀少的呢子大衣，腰背挺拔，显得格外精神。
我的爷爷是大资本家，他出身书香世家，却不喜欢念书，他有着发达的经商头脑。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年轻的爷爷在广东、福建当盐贩，赚到了许多钱。他拿着这些钱衣锦还乡，置办家业，兴办私塾，购买了面积相当的农田，雇佣贫农耕种，很快成为家乡首屈一指的富豪。
我的奶奶也出身显贵，属于标准的千金大小姐，据说她的堂叔在前清当过官。她和我爷爷青梅竹马，两人的婚姻由双方父母一手承办，婚礼极为隆重。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她留下来的嫁妆，都精致无比，有一些是大清宫殿里的玩物。
父亲一向是不怒自威的，他不苟言笑，有着一般男人不具有的压抑和稳重。只有谈及小时候，他才会神采奕奕，话也多了起来，眼睛里透出些孩童般的希冀，仿佛回到了从前。
那正是林家的流金岁月，爷爷有一妻一妾，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因为战乱，最后活下来的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亲是爷爷的唯一一个儿子，自然是宠上加宠。
“参加典礼甚麽的，轿子是少不了的，夏天绸缎冬天袄，抗日的时候也没怎麽挨过饿，成天一大堆人跟着喊林少爷，都对我极好的……”父亲总是这麽回忆，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望着梳妆镜前奶奶的嫁妆发呆。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许多地主挨批|斗，甚至有一些地主被枪毙。但我爷爷是个好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人们都摸着一颗良心，没有去惹爷爷。
土地改革以后，爷爷的耕地几乎被削割没了，但依旧留下来了一小片自留地。那一片自留地是最肥沃的，风水也好。我们家人都不会种地，有的贫农想多做些活补贴家用，还回来找我爷爷，帮他做短工。
虽然家境不如以前，但依旧很安逸。没成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在这麽短的几十年里，爷爷就从“老爷”变成了“地富反坏右”。
再说我的父母，他们都读过书，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曾经留洋学医，回来当了一名妇科大夫。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产，自然就使我们家落入了文|革的漩涡。
下面就该正式讲述我的故事了。
我记事儿比较晚，而且忘性大，六岁的记忆就已经很早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末夏初，在一个昏沉的夜晚，我和父母吃过了晚饭，一直枯坐着，爷爷奶奶去东边房间里休息了，偶尔传来一声爷爷的干咳，房间里一片朦胧的深蓝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没有去开电灯，而是划亮火柴去点那盏收藏的油灯。火光忽闪忽闪的，母亲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她一口气吹灭火星，幽幽地说：“最近老是觉着哪里不舒坦，没准儿有甚麽事儿。”那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抱怨甚麽。我一瞬间觉得气氛诡谲无比。
当时爷爷奶奶都得着大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乐观，置办的产业又很难立足，我们家的情况虽然还算富足，但比起以前，真的是人间天上。
“咱妈那个病，按照那位老中医说的，冲点观音土试试？”父亲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看那病悬得很，明明查不出甚麽，妈却难受得死去活来的。”
“别。那个没用。”
“万一有点儿用哩？”
“你死了那条心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点威严，“不会有用的。”
“那要不明天我去老庙前面找个黑瞎子给算算，看能不能挺过今年？”
母亲猛拍一下桌子，却尽力地压制着声音：“那管个屁用，我学医的我不知道？她老太太了有个毛病不很正常的……我跟你说——”
父亲制止住了母亲，说：“我知道了，你别让他们听见。”
母亲便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电灯才被打开，房间里大放光明。我正眯缝着眼睛适应亮光，就觉得脑门子被拍了一下。“小孩子瞎听甚麽？我还以为你出去野了呢……”母亲叉着腰，装作威严地说，“起来，别在炕上坐着，我缝缝被子。”
我突然心情大好，心说刚才是因为气氛太压抑，我才不敢挪窝的。我从炕上窜下来，几步就跑到屋外头去了。
此时外头已经半黑了，我在家门口的青砖路上撒着欢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
没人应我。
我又大声喊：“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咱俩去买那焦栗子，你吃皮儿，我吃瓤儿，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
这时间壁的王姨端着饭碗打开大门，后面跟着“王钩得儿”也端着饭碗。
“俺还没吃完饭哩，”他一边飞快地扒饭一边冲我喊，“待会儿我找你，你先自个儿玩罢，晚上我去看我的小妹妹去！”
“王耕耘他小姨生了个胖闺女。”王姨笑着对我解释。我“噢”了一声就没趣地走开了。
“王钩得儿”的大名叫“王耕耘”，和我同岁。还记得我们刚搬到这栋大宅子里，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被母亲收拾得利利落落，而他衣衫不整，满脸是泥和汗，正吮吸着大拇指，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我。
我装作小大人似的问他：“你叫甚麽名字？”
“王钩得儿！”他一下子把大拇指从嘴里伸出来，很硬气地说。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介绍自己：“我叫林庆华……”
后来我才知道，“王钩得儿”原来是“王耕耘”，他小时候嘴一直很笨很笨，只有王姨能句句都听懂他的话。在我看来，他有好多发不清晰的字似乎是因为他懒得动嘴。之后，我俩成了朋友，我平时就叫他“王钩得儿”，只有装作严肃的时候叫他“王耕耘”。
王叔叔在我爷爷的地里打过长年，也打过短工，是一个看似宽厚、实际很精明的汉子。每次见到我，他都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我的头上，让我有种心安的感觉。父亲的手掌也很大，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动作。
但有一次我从村东头儿回来，路过我们家种黄豆的耕地，就看见王叔叔站在磨盘前，把甚麽暖黄色的东西往自己的破口袋里装着，他的眼神有些贪，有一些我说不出的东西。
我这个人比较小气，尽管我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地道，但还是飞快地跑回家去告诉了爷爷。爷爷摆摆手，似乎有些忧愁：“随他去，别人占点便宜也无妨。他们家是太苦了。”
爷爷虽然是地主，但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麽坏。甚至他很善良。
有一天晚上，王钩得儿被父母逼着，要去寻找他们家丢了的大公鸡，哆哆嗦嗦地跑到我们家来。爷爷安慰他不要怕，还把我们家养的大狼狗借给他一晚上。
如果有谁来我们家借牛啊、骡子啊甚麽的，爷爷就说：“不要紧的，牵走罢。”
如果有谁家揭不开锅了，爷爷就说：“来我家拿点米吃罢。”
如果有谁答应了帮爷爷收割，却有急事耽误了的，爷爷就说：“我们不着急，先忙自家的农活儿罢。”
……
我百般聊赖，又来到了王钩得儿家。王姨挺着大肚子坐在炕上，王钩得儿盛一碗糙米饭，倒上些酱油，没有配菜，就那麽干巴巴地吃着，还吃得津津有味。我不觉有点可怜他，却又觉得这种可怜是不对的，就赶快又出去了。
王钩得儿撂下碗，走过来跟我说：“走，跟我一块儿去看我的小妹妹。”由于他吐字不清，“小妹妹”三个字说得更像是“小哞哞”。我听了就想笑。
我们在巷子里绕来绕去，终于来到了他小姨家。家里没有一个大人，只留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小婴儿呜呜地哭。
王钩得儿爬上炕，很得意地说：“你看着啊。”说完就把他黑黢黢的手指头伸到小婴儿嘴边，小婴儿闭着眼，立马张开嘴叼住那根黑手指，很专注地吮吸着，喉咙里发出小猫儿一样的“呜噜呜噜”的声音。
“你看！”约莫是过了一分钟，王钩得儿把手指拿出来，展示给我看。他那脏黑的手上，唯独十指尖是本色。“哗——”我从小就生长在卫生的优越环境中，看到这个未免有点恶心，但还是盯着他的手指很捧场地叫了一声。
“来，你也试试。”
“不不不……”我急忙往后退着，只觉得有愧于那小婴儿。
“你试试嘛！哎呀，真没事儿……”他说完就要拉我的手，我急忙跳下炕，跑出了门。
我们一路打打杀杀，一直跑到了土沟边上。土沟是个很脏的地方，很多人都下去解手，我吁了一声就往回跑。
“嘿，有狗！”王钩得儿突然叫了一声。这两个字还算清楚，我娴熟地捡起一块石头，直起腰来问：“在哪儿？”
“那儿。”他指了指沟下面，我看见有一只浅黄色的小狗在下面，似乎是掉进去了。那小狗倒很干净，似乎是谁家养的。
我扔下石头，说：“我们把它救上来。”王钩得儿好像没听见似的，捡了半块砖头吹了声口哨就想要砸过去。
“你别砸它！”我急了，王钩得儿砸狗可是一砸一个准儿，可我就是不想伤害这只狗。我就朝他扑过去，一手按向那半块砖头。
条件反射似的，王钩得儿手晃了一下，砖头掉在了地下，可是他身子一扭，我扑了个空，又被他的膝盖顶了一下，我脚下踏空，身子歪斜，立即滚下了土沟。
那种时刻我再也不想重温。我浑身沾满了污秽物，散发着恶臭躺在土沟底下。我睁开眼，第一眼看到了受惊而离开的小狗，第二眼看到了站在沟上面手足无措的王钩得儿。那一刻我真想抹颈自刎。
我勉强站起来，眼前晕晕乎乎的。王钩得儿反应倒还快，朝我大喊一声：“你等着！”说着就跑走了。沟有些陡峭，对于一个刚满七岁的孩子来说，攀爬还有些困难。我绝望地站在土沟下面，仰望天空。
不一会儿，我的父母、王姨就都来了。我的父母身经百事，此时非常镇静，父亲拿来了一根粗麻绳，叫我握住，不太费劲地就把我拉了上来。母亲数落我：“瞧瞧你疯的……”
王姨二话不说，揪过来王钩得儿就拼命地打，他哇哇大哭。我的父母就在一旁劝，说是我调皮，不关耕耘的事儿。
王姨执意要把我的衣服拿回去洗，父母拒绝了，一到家，他们就直接把我的衣服扔掉了。费了好半天劲，我才变回了一个干净的孩子。
我也挨了一顿打。父母管教我甚严，挨打是家常便饭。夜深了睡下后，我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王钩得儿哭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似乎上不来气儿似的。我不禁掉了两滴眼泪，心里忐忑地想着：王钩得儿还跟不跟我玩儿了……
这件事儿确实不怪王钩得儿，但王姨把他打得那麽狠，这令我们一家人都很愧怍，总觉得欠了人家甚麽，奶奶说：“唉……甚麽时候找个机会把这人情还回来……”
第二天凌晨，我听见有人拿土疙瘩轻轻扔我的窗户。我探过头去一看，王钩得儿正肿着眼泡，在楼下对我笑得一脸灿烂，再看他的怀里，似乎有甚麽东西蠕动着。我定睛一瞧，原来他抱着昨天那只小黄狗！我一下子放心了，又怕出动静吵醒大人，就在楼上隔着一层窗户，尽我所能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感谢。
这只无主的小黄狗，就成了我们的伙伴。我一开始叫它“阿黄”，可是王钩得儿吐字不清，叫出来的“阿黄”像是“阿花”。于是，我也就叫它“阿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