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1 / 1）
赂，在古典用语中有两层含意：一是赠送之物，二是珍贵财货。既是周赂，为什么要用“尽取”两个字？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里包括了两层信息：
首先，“周赂”是政变主谋事先许诺的赠予财货。发动政变战争的申侯，事先必然以周太子宜臼的名义，对犬戎等三方势力作出了重大的财富许诺，否则不足以使其举兵。这是自古至今通行的利益法则，几乎必然如此。在这一点上，犬戎所取财富是馈赠之物，所以叫做“周赂”。其次，“尽取”是超越事先许诺，半强制地全部掠取了关中财货。历史有必然的利益逻辑：犬戎等游牧族群以劫掠华夏为传统，既然已经杀入风华富庶的王畿，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事先的定量赠送，必然会在周室赠送的名义下大肆掠取，抢夺关中王畿的所有财货。所以，叫做“尽取”。如果灾难演变就此中止，周人政变势力很可能也就容忍了。
第三阶段，褒姒事件引起双方深刻冲突。
出人意料的是，褒姒事件成了激化后续冲突的一个始料不及的变数。
依据周人灭商而残酷处置妲己的传统，周人对乱政女子的仇恨，是不容二途的。申侯与太子宜臼，对褒姒又有直接仇恨，必然要将其处以极刑而后快。依据利益逻辑，在政变密谋阶段，关于褒姒的处置一定是早有明确的盟约——若犬戎军俘获褒姒，必须交周方处置。可是，犬戎军俘获了王后褒姒后，情形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犬戎方拒绝交出褒姒。
首先，这里有一个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天然鸿沟。
游牧族群的传统，是将战败方的女人与牛羊财富一样对待，都看作是自己的战利品，从来没有再度交回对方的可能。另外一个政治传统是，游牧族群不从女人身上追究政治败落的原因，尤其是富有魅力的美丽女子，从来都是游牧族群最大的珍宝，而不会被看成亡国的祸根。对犬戎首领而言，周人对一个美丽女人的政治仇恨，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此传统之下，已经目睹了女战俘褒姒的美丽，再要戎狄首领们继续恪守盟约，将这个美丽的王后战俘交还给周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以强大的军力为根基，犬戎硬生生将褒姒作为战利品扣留，既符合传统，又符合需要。
做一个历史的假设：若此等事变发生在商人身上，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此前的事实是：商汤灭夏之时，既没有杀死夏桀，也没有杀死那个使夏桀落下荒淫之名的王后妹喜。夏桀，是在被流放中死去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具有游牧开放根基的商人族群在对待美丽女子与政治败落的关系上，具有相对开放而客观的传统。作为实际举措，商人要么凭借实力再度夺回自己的女人，要么就将这个女子作为礼物，大方地馈赠给同盟者。总之，商人族群不会将亡国仇恨归结到女人因素上，必得杀之而后快。
可是，周人不同。周人，是单一农耕传统生成的礼治文明。在通常情况下，周人看重道义与原则。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道义与原则更会成为周人的生命。在周人的价值观中，褒姒是个妖孽转世的女人，搅乱周室遗祸天下，只有像杀戮妲己那样，由周天子亲自用黄钺砍下褒姒的头颅，并焚烧其尸体，才能在政治上最终完成正义的程式。况且，犬戎的行为违背了事先约定，又是周人最为反感的不诚不信行为。周人的价值观被如此践踏，周王室无法面对国人的汹汹议论，无法面对王权尊严的失落，无疑蒙受了最为重大的羞辱。
在这样的文明差异背景下，周人与犬戎盟军反目，是后续事变的焦点所在。
矛盾已经激化，应邀而来的犬戎大军，自然不会顾忌周人的情绪，更不会立即退兵。当时的结果是，犬戎大军继续盘踞关中，烧杀劫掠，焚毁镐京丰邑，搜寻尽可能多的财货粮食女人牛羊。后续发展如何，则很难预料。也就是说，犬戎会不会直接攻杀残存的周王室，谁也不能保证。在如此严酷的状况下，申侯与太子宜臼一方，事实上已经被逼到了内外交困的绝境中，若不迅速化解危机，很可能整个周室政权与自身生命都会葬送在新的战火之中。依据当时实际，在晋鲁齐三大诸侯国之外，自己寻求力量解困，是此时周室的惟一出路。
第四阶段，周人求救于西部秦人族群。
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时的周王室是如何与秦人族群取得联络的了。《史记·秦本纪》对整个危机大转折时期的记载，只有这样的三条脉络：事发之时，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后续事变中，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东迁之后，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作为历史进展的大框架，这三个阶段很清楚。但是，由于秦人介入的发端缘由始终没有直接史料，所以导致了后世史家乃至当代史家的种种猜测臆断。
所谓发端缘由，是指：秦人究竟因何起兵？秦人什么时候杀进关中？依据当时的社会实际，秦人起兵的原因至多有四种可能：其一，周太子宜臼派出了秘密特使，下书秦人东进勤王。其二，申侯或者太子宜臼亲自秘密前往陇西，请求秦人起兵救周。其三，没有接到任何邀约或王书，秦人主动起兵救周。其四，秦人看见了周幽王烽火求救，事变前期发兵，前来救援周幽王。
逐一分析，第四种情况最为不可能。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陈仓关之西，便已经是戎狄游牧区域了。秦人族群，当时聚居于今日甘肃礼县的西汉水上游河谷地带，与陈仓关地带的距离，至少在三四百公里上下，并不直接相连。周王室的烽火台，即或在陈仓关边际点燃，秦人也不可能看得见烽火。当时能看得见连续点燃烽火的，只可能是华夏重地的晋、鲁、齐三大诸侯国。另外一个原因是，周幽王早已经为天下所不齿，谎举烽火而诸侯叛周，早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实。晋、齐、鲁三大诸侯国尚不来救援，连诸侯国资格都不具备的秦人族群，更不会对如此荒诞不经且无信无义的周天子紧急救援。因此，认为秦人见烽火而起兵，在事变前期就赶来援救周幽王之说，是缺乏史实分析的臆断。
秦人主动发兵，也不可能。简略回顾秦人的生存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秦人发端于舜帝末期的大禹治水时代，在夏商周三代曲折沉浮，连番大起大落。至周代初期，秦人进入西部戎狄区域，此时已经将近三百年。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秦人始终面临着四方面的困扰：其一，因曾经效忠殷商，秦人身负“助纣为虐”的恶名，被天下孤立。其二，在巨大压力之下，秦人族群内部不断分化，某些分支流散东方，某些分支北上，力量大为削弱。其三，秦人轴心族群僻处西陲，长期处于西部戎狄包围之中，战争不断，生存竞争极其激烈。其四，周王室始终对秦人轴心族群保持着冷漠与怀疑，即或在西周后期利用秦人反击戎狄，双方关系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到周宣王后期，秦人领袖虽然因反击戎狄而擢升大夫爵位，但仍然不是拥有独立封地的诸侯国，并未获得周王室的真正信任与倚重。就其实质而言，秦人只是周王室反击戎狄的一支借用力量而已。具有如此生存阅历的秦人，此时已经发展为政治上很成熟的特大族群了。辄遇突如其来的大事，秦人领袖层不可能轻率决事，在周人未曾求救的情况下主动发兵。因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沉浮了千余年，秦人不可能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策略：纵然自己愿意救周，也得周王室发出明确的求救信息，事先达成某种相对明确的盟约，才能出兵。无端出兵救周，只能事与愿违。基于这一逻辑常识，我们可以断言：秦人不可能在王室没有向自己求救时主动发兵。也就是说，在镐京灾难演变的前期，在褒姒事件之前，在周王室发出明确的邀约之前，秦人不可能起兵东进。
剩余的可能性，只有前两种——周王室以什么形式直接求救于秦人。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别，只是求救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以当时的实际条件，有两个最大的事实背景，使周王室的直接求救成为可能。其一，此前的秦人族群，已经在周宣王时代开始遵奉王命反击戎狄，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实力，尤其是秦人对西部戎狄的作战优势，是了解的。其二，周王室与秦人的沟通路径，是此前较长时期内形成的，不存在贸然探寻。
基于上述两点，周王室求救于秦人，不管是以特使的方式，还是太子宜臼或者申侯亲自前往，都有实际的可能。这里，最重要的基本点是：周王室向秦人发出了明确而直接的求救信号。因此，秦人起兵进入关中的时间，只能在褒姒事件之后的最艰危时刻。
2.秦人族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镐京事变，引发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西周灭亡，周人东迁，礼治文明开始了全面崩溃。其二，秦人族群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关于秦人救周，《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状况是：“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这说明，在整个镐京事变中扭转危局的决定因素，是秦人族群的力量。秦人族群与犬戎大军浴血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胜了犬戎，挽救了周王室。
秦人东进救周，是中国早期国家时代最为重大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但是，历史的记载却极其粗疏简单，而且颇多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