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1 / 1）
城中的贵族社会，则在严格的礼制规范下，一板一眼地铺排着日常生活，铺排着精细的物质享受，铺排着往来宾客的酬酢唱和，铺排着隆重的权力运行。举凡出兵征战、战胜献俘、会盟诸侯、相互通婚、纳贡完赋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要在太庙举行，以示对祖先的不敢违背。所以，那时候对军事活动的运筹决策，叫做“庙算”；男子娶亲的礼仪环节，叫“告庙”。这是“凡公行，告于宗庙”的礼制要求，是不能省俭程式的。
无论是郊野农事，还是城堡社会，都是一片安宁平和的气象。
自进入早期国家时代，千年以来，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普遍没有了频繁的混乱与动荡，出现了一幅恬静、肃穆、事事循礼的社会总图景。《易经》所谓的“往来井井”，《荀子·儒效》篇所谓的“井井兮其有理也”，后世延伸的成语“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等，其本原意思说的都是井田制生活整肃和谐的社会景象。
周代礼治文明，缔造出如此一幅壮阔而又极具美感的社会画卷，对中国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极为深刻的周文明崇拜情结。即或在周政权消亡许久之后的西汉末期，全面复辟周文明的思潮，还是大规模地爆发了一次。此后，以“周”为国号的政权，不知在中国出现了多少次。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是孔子说的。
仿佛是一种久远的呼唤，孔子的声音，标志着远去的周人与远去的礼治文明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可是，就是如此庄严肃穆的礼治文明，却突然翻车了，突然大乱了。
2.礼治文明的早衰
周代的社会危机与文明衰落，生发得出人意料的早。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代的“王道微缺，王道衰微，王室遂衰，诸侯不朝，国莫敢出言”等现象，早在西周中期就出现了。截至周平王东迁，整个西周的存在是275年，而出现政治危机迹象的时间，则早至第四代周昭王时期。也就是说，周公创建礼治文明体系之后，只经过了周成王、周康王两代的“成康之治”，礼治文明就开始出现裂缝了。裂缝扩大的代次顺序与严重程度是这样的：第四代周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第五代周穆王之时“王道衰微”，第七代周懿王之时“王室遂衰”，第十代周厉王之时则已经是“诸侯不朝，国人暴动”了。到第十二代周幽王时，礼治文明的裂缝，骤然撕开成了巨大的缺口——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内外大乱，两大京城被战火毁灭，王畿关中被戎狄占领，西周宣告灭亡。
第十三代周平王东迁洛阳，周室与周文明全面衰落。至此，历史开始发生缓慢而深刻的裂变。中国古典文明，第一次进入了最为漫长的大转折时代。
传统史学与社会意识，一直将周政权的存在期计作约八百年。从权力形式的延续上说，这种说法或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这种虚算的方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社会文明形态稳定存在的意义上说，周政权的有效时段，只有西周时期的270余年。即或一直算到齐桓公、管仲发动大改革并称霸春秋之前，周政权的有效存在也只有三百五十余年。也就是说，从文明稳定性与王权有效性看，周代尚不如夏商两代悠长。
为什么？为什么风华煌煌的礼治文明，却经不起历史的打磨，迅速地溃烂了？
3.礼治文明早衰的历史奥秘
我们必须从当代文明的理念上，明白礼治对社会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谓“治”，是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或者叫统治方式。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在文明生成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的治国方式，或者说确定了国家的统治形态。西方社会有过人治、神治、法治三种治国方式。中国古典社会则出现过德治、礼治、法治、人治、无为而治五种治国方式。尽管德治与无为而治两种治国方式只在极短的时段偶然登上过古典社会舞台，不能算是政治文明的常态。但是，它毕竟是有理论有实践的治国方式之一，不能排除它的历史存在。
对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自古便有着巨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没有出现过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神治社会。
第二，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古典文明时期独一无二的礼治社会。
第三，中国的古典法治社会极其短暂，只有战国秦与秦帝国这个时段的一百五十余年。
第四，中国的人治社会，占据了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
第五，中国治国方式的内在构成，远比西方社会复杂；各种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相互替代、相互渗透，也远比西方社会复杂。
这种总体状况，使我们对周代礼治文明的认识，有了相对清晰的历史坐标。
那么，礼治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
完整地说，礼治，就是以“礼制”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社会规范。请注意，“礼治”与“礼制”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级差性。“礼治”高于“礼制”，“礼制”从属于“礼治”。具体说，“礼制”是礼、乐两大制度体系的综合称谓，“礼治”则是国家治理方式或者统治方式的称谓。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会有礼仪制度，但不能因此说这个国家就是礼治国家。只有在礼制被确立为统治方式的条件下，这个国家才是礼治国家。相反，在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下，礼乐制度仅仅是社会规范体系之一，必须服从法制或上级意志等最高统治方式。同理，在礼治社会下，法制与官员意志都必须服从于最高规范的礼制。
那么，礼在周代的社会实际功能究竟如何呢？
在《礼记·曲礼》中，对“礼”的作用与范围作了这样的概括：“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显然，礼的社会功能很全面，礼的地位在法之上。在当时，法的威权要靠礼来树立，来推动。所以，礼的作用范围是全面的，礼的威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法律的。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礼，又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根本制度。归总说，礼是周代国家治理的根本规范，其核心部分具有后世根本法的性质。
这样的礼治，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呢？
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次重大事变。周厉王时，民众不满王政，纷纷在郊野道边矗立的高大“谤木”上写画，对王政表示了种种不同意见。周厉王得知后，派出一个叫做卫巫的将军带着士兵前去拆毁谤木，捕拿在谤木上写画的民众，并宣布有谤言者，告官者有赏，谤言者杀之。于是，民众惊恐，纷纷散去。周厉王得意地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独有老臣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周厉王大怒，根本不听。终于，三年之后，国人叛乱了，乱民大举攻入王城，周厉王只有出逃了。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周厉王抛弃了礼治，依靠强力镇压人民言论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礼治没有使社会各阶层相安忍让，反而迅速使各种社会矛盾聚合发作了。对周政礼治，人民已经积怨很久。到周厉王时，已经发展到国人相与叛、诸侯不来朝的地步了。那时候，近古社会遗留下来的“谤言”遗风还在流行，人民言论还很自由。所谓谤言，当时是指下对上的批评之言。近古官府在道路边矗立一个个木牌，叫作谤木。民众若对政事不满，便可以在木牌上写下文字，或画下图形。这些文字、图形与公开的批评言论，都叫“谤言”，或叫“诽谤”。官府派人定期收集这些“谤言”，作为听取民意的凭据。
这种近古政治批评的遗风，自五帝时期到夏商两代，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推行礼治的周代却不一样了，不到两百年，就遇到了周王室的强烈抵制，开始以强力手段镇压政治批评了。其结果，导致了国人叛乱、天子出逃、大臣联合执政的严重政治危机。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周厉王的个人原因。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礼治文明本身存在着重大的先天缺陷。
作为国家最高规范的礼治，有三个先天性的重大缺陷。
其一，弹性太大，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
从礼的制定，到礼的实行，再到礼的变通与解释，其中每个环节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祭祀祖先，礼制规定必须有“三牲牺牲”为祭品。可是，这三牲究竟是猪牛羊，还是马牛羊，是否允许替换？各自以多大为准？是献上整个的三牲尸体，还是仅仅献上三牲的头颅？水牛能否替代黄牛？绵羊能否替代山羊？一定要公羊公猪，还是一定要母羊母猪，还是公母皆可？凡此等等，事实上既无法在制订礼仪时细化，更无法在实行中一一明确。祭祀的季节、环境、事由不一样，当时的牲畜来源也会不一样，强求一律，很可能就根本无法举行祭祀大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