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1 / 1）
君主的族人血亲，即或是长辈与兄弟，也得对君主以臣下之礼事之。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的实际含义。当然，君权也不是绝对超脱于宗法制之外的，宗法制对君权也是有所制约的。不过，这种制约只被限定在君主传承与庶子分封范围内。君权一旦确立，是绝对高于血统族权的。
君权高于族权的礼制规范，是周人政治文明走向高度成熟的表现。
其最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于使国家权力的运行能够有效超越狭小的族群利益，而具有了对整个社会利益进行统筹均衡的可能。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在古典社会条件下解决氏族权与社会权关系的最成功制度。世界绝大部分民族进入父系社会之后，氏族权力对社会权力都长期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在许多民族的文明形态中，氏族权甚至与社会政权直接合为一体，族权等同于政权。这种以氏族权力为主体所形成的文明传统，其最重大的基因缺陷，就是很难兼容其他地域，很难兼容其他族群，而只能以氏族城邦的形式生存发展。具有辽阔地域与统一管理的大国，很难在这样的文明形态下出现。
周人创造的宗法制，成功地超越了这一狭隘缺陷。
由于国家权力超越了氏族权力，国家权力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基础，具有了广阔的天下理念。这样的国家权力系统，对于兼容其他族群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人民，具有一种内在的强烈追求。这样的文明形态，天然自发地要求包容，要求扩展。中华民族强大的融合能力，广博的包容能力，从周代宗法制确立国家权力的至尊地位开始，便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的追求状态。
这一文明特质的确立，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具有恒久的奠基意义。
宗法制的第二个要害环节，是嫡长子继承制度。
所谓嫡子，是在一夫多妻制条件下正妻所生的长子。嫡长子继承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君权继承的明确化。夏商两代的君权继承，更多地依靠传统与习俗，或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定，尚没有明确的法度。这种没有明确法度的继承方式，常常导致剧烈的继承权争夺，进而带来深刻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动荡，甚或导致族群与国家混乱灭亡。商代自中丁以下，曾经有九世之乱，根源都在争夺王位继承权上。
周人接受了夏商两代继承权争夺的惨烈教训，其宗法制明确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贤不以长。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制度，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夏商两代对妻子系列的规范尚不明确，从而对嫡庶系列的确定与划分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以致近代大师王国维甚至认为商人无嫡庶之别。周人宗法制，则从确定妻与妾的不同开始，明确划分了嫡庶之间的区别，确定了正妻生子为嫡系的制度。其二，周人打破了自己族群也曾在早期实行过的兄终弟及的传统，确立了嫡长子为合法继承人的制度，超越了自身的不确定性。实践证明，嫡长子继承制度对于周代政权的稳定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稳定传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创立宗法制呢？除了接受殷商教训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根基吗？
战国时代，有两位大思想家对宗法制出现的原因作过论证。一是大政商吕不韦，二是大法家慎到。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的说法是：“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慎到在《定分》中则说：“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吕不韦就此论曰：“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周人创立宗法制，就是为了定分，为了防止社会的无序争夺。
完全依照周礼展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我们将会非常惊讶。
那个时代，社会节奏运转缓慢，但却处处弥漫着肃穆端庄的气息。从国家政务到氏族活动，再到每个家庭的家务以及个人的衣食住行，生活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仪式感。仅仅是婚礼一项，若全部依照周礼完成，要经过六大阶段（大婚六礼）的礼仪，具体的程式环节几乎将近一千个。
即或琐细生活中的吃饭一项，首先便有七不食，其次有十三不，都是食礼中的禁止行为。七不食，是指饭菜腐烂不食，色不正不食，变味不食，刀工割肉不正不食等。十三不，是具体的就食礼节，譬如不可张开大口喝汤，不可很响地咂嘴吃饭，不可当众啃骨头，不可将夹起来的鱼或肉再放回去，等等。
这些烦琐细致而又极其严格的礼仪，形成了当时贵族社会的行为规范与日常教养，使周代的贵族阶层成为当时人类世界具有最高文明礼仪、具有最高物质享受的上流社会。在当时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论是已经处于衰落期的巴比伦帝国，还是处于荷马史诗时代的希腊，抑或处于初创时期的犹太王国，以及尚未统一的古埃及王国，还有被亚利安人入侵的梨俱吠陀时期的古印度，其社会文明与物质水准，都与西周王国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距离。
然而，就是如此具有自觉文明意识的一个王国社会，却从来没有安宁过。
仅仅250多年后，西周就灭亡了。
深刻的历史根源，究竟隐藏在哪里？
第三编新文明酝酿时代
春秋争霸，新势力崛起，国家权力重新整合。当时的中国文明，以整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精神力度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代，这就是大国蜕变。
周文明的衰落
1.周人生活方式的基本风貌
一种文明所以衰落，根源一定隐藏在这一文明形态本身之中。所以，我们首先得对周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轴的社会风貌，作一个总体概览。那时，社会的主要人口，都居住在城堡之中。城堡之外，是整齐分割的一片片井田。井田制的土地分配是：农人1井8家，每家受田100亩，外加公田10亩，共880亩；在这880亩土地中，必须留出20亩作耕田者居住的庐舍区，平均每家两亩多宅地，由自家修造房屋，供劳动时居住。这种田间的简单房屋，叫做“庐舍”。没有官府号令，国人不能私自出城住进“庐舍”，自然也无法自由地在自家土地上劳作。鉴于“庐舍”为居住区，所以农人的社会组织，在野外劳动时节称为“庐”，回到城堡后称为“里”。这就是“在野曰庐，在邑曰里”。
拥有井田土地的“国人”，除了冬天听号令回城，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耕田的庐舍里生活劳作。屋舍之脊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除必须的通婚之类的重大活动，以及在公井汲水时交换相互之间的剩余物品，人们通常是很少相互往来的。少数的农耕奴隶们，则几乎是常年分散居住在主人的井田里，过着大体同样的生活，只是没有“国人”身份罢了。井田制下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也是不能转让的。所以，“国人”的农耕生活无论多么粗简，也是有最低保障的。
到了春天，在宜于“启耕”的特定时日，官府会统一发出号令，国人才能出城住进田屋，开始一年的耕作。“启耕”的最高形式，是天子亲自到王田扶犁耕耘，作为春耕的开始。此所谓“启耕大典”。历经春、夏、秋三季，到了入冬时节，官府再度发布统一号令，农耕“国人”便得全部离开农田，回到城堡。这就是《汉书·食货志》所说：“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
冬天回城后，“国人”又以“邻”、“里”为单元，一邻五家，一里二十五家，修习武备，并开展礼仪教习、读书识字，以及来年的农事准备等活动。女子更严格，除日间家务及纺织外，晚上必须以所居小巷之“邻”为单元，进行集体纺织，直到夜半子时。此所谓“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女子所以必须集中在夜间纺织，其管辖理由是：“省费燎火，同巧拙，合习俗。”
在对农田的耕作上，管制也很严格。每年种谷，必须五谷同时都种，以避免灾害；耕田中不得栽树，以免妨害五谷生长；耕耘收获时节，必须急如星火，如寇盗之至，以防成熟的庄稼因暴雨等灾害而流失；庐舍四周必须种桑树、果树、蔬菜，自家吃不了的可以相互交易。《诗经·小雅·信南山》说的“中田有庐，疆埸有瓜”就是这种自种与交易的情景。对于猪、狗、牛、鸡等家畜的繁殖，也必须不失时效，不能荒疏。女子必须修习养蚕、纺织技艺。人到五十岁，才可以穿帛制衣服，到七十岁才可以吃肉。
耕作管辖的最基本点，是“公田先耕”制度。
所谓“公田”，就是由“国人”公共耕作的官田。对于王畿国人，公田是天子王田；对于诸侯国的国人，公田是诸侯国君主、官员，或者贵族的官田。公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封地主人所有。所谓“公田优先”，是说每到出城耕作时节，农民都要先在公田里劳动。公田收种完毕，又恰恰到了规定时日，农民才能回到自家的私田里劳作。若公田没有收种完毕，即或是到了规定时日，也得延时将公田活路干完。不管私田的活路全部完成需要多少时日，到了规定时节，就得全部回到城邑，不能再住在田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