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1 / 1）
第四，灭商之后，周武王立即将国都迁移到了更大的新都城——镐京。同时，周武王在东部中原筹划营建镇抚东方的政治军事基地——雒邑，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大镐京的建立，使周人政权第一次有了大型的国都，有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东部基地雒邑的筹划建设，则充分表现了周人的深谋远虑与文明融合的自觉性。后来的实践证明，洛阳在华夏族群的大融合与周文明的延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周文明，已经有了坚实的框架与构图，但是还没有经过真正的风浪考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灭商之初，周武王直封的诸侯很少，主要的只有16个。其余一百余诸侯所以没有记名，应当都是对自立政权的承认，而不是直接分封土地的直封诸侯。这一现象说明，周初的王权力量还是有限的，只能走夏商老路——对大多数自立政权采取承认制，少数可控土地则采取直封制。这种诸侯制国家，无疑还是邦联制的松散王国。
可是，此后的一场历史风暴，全面结束了周初的短暂邦联制。
5.殷商复辟危机与周公摄政
周室初立，各种危机还都处在水下状态。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又载故事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又云：“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周初的社会危机是存在的，周武王是觉察到了的，也是谨慎应对的。此前，一定有种种蛛丝马迹显示出了殷商故地的不安迹象，也一定有政权交接的种种隐忧，才使周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才使周室大臣们对武王的病势，有普遍的恐惧之心；才使周公秘密请命上天，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武王的病愈。可是，灭商两年后，90余岁的周武王终于病逝了，继位的，是一个年幼的太子。
周初政权的交接，始终有一团迷雾——周成王年少即位。
依据两汉史学家多方考证，周武王93岁死。如此，若年幼的太子诵当时有10岁上下，那么是周武王80岁以后生的最小儿子了。以80岁以上的高龄生子，是极少特例，似乎很难令人信服。问题的另一面是，以此计算，周成王在位37年，死时只有50岁出头，与周室王族嫡系的长寿现象又大大不合。还有一个背景问题：周人本族人才极盛，国君子嗣历来旺盛，周武王似乎不可能没有其余年长有才的儿子。以周武王之缜密忧思，临死之前却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做太子，并继任王位，似乎大大不合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周武王年54岁死，42岁时生成王。依据此说，成王即位时正是12岁的少年，符合“成王幼”的普遍记载。从实际情形说，应该比较可信。但是，周文王、周公旦、召公奭都是高寿甚或极高寿而终，周人先王也多有高寿，周武王却在54岁时死，似乎又与这一氏族的高寿遗传不相符合。
若以汉代说法，合理的推定应当是：此时的太子姬诵已经成年，其合理年龄至少应该在50岁上下，且颇有才具，也已经很有根基了。否则，毕生谨慎的周武王不可能将一个具有极大风险的新政权，放心地交给这个儿子。
无论有多少疑点，无论认定哪一种说法，我们至少清楚一个事实：在大动荡的前夜，周人族群的一个大政治家挺身而出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了。于是，周成王退隐到幕后去了，他是否成年继位，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是历史的焦点所在了。
很快，殷商的复辟势力与周室内部的动乱势力合流，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
据《周本纪》记载：“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又云，“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也就是说，当此之时，周公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成王隐退到幕后去了。
周公，是周文明史上一个最重量级的大政治家。
在周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周公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作为德高望重且执掌实际权力的嫡系王族大臣，周公对周武王在灭商之后的忧患意识，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对殷商遗民与周王族内部的动荡隐患，也一定有深刻的体会与准确的把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公旦没有被周人的谨慎与礼数性格所束缚，而是秉承了早期国家时代大政治家敢于为国家命运负责的优秀传统，在周武王死后，立即断然地摄政当国。周公究竟称了王，还是没有称王，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公在事实上执掌了周初的王权，在肃清内外联结的大叛乱中，起到了第一领袖的最重要作用。
从形式上说，周公摄政，是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的直接诱因。
从根本上说，周初的社会动荡，是殷商遗民的复辟心愿与周王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因素相结合而兴起的。周公摄政，只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