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 / 1）

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全人类近古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几千年，中国的古典农耕社会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稳定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一种强大而稳定的历史基因。

商：成熟的邦联制国家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殷商对于当代的我们已经变得模糊而陌生了。

回顾那个时代，呈现那个时代，解析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民族在今天所表现的许多优秀方面，都深深植根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1.治水建功：商人的早期生存史

夏之后，继续拓展中国原生文明历史的，是商人族群。

商人的始祖，叫做契。他的诞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有个叫做简狄的有娀氏部族的女子，做了帝喾的妃子。一日，简狄与两个女子在山涧沐浴，不期天上飞来了一只玄鸟，产下一卵。有娀氏的妃子简狄，恰恰吞食了玄鸟之卵。不久，简狄便生下了一个长大的男子，就是契。

对这则神话，后世史家认为：“玄鸟生商”的说法，是因为契的父亲平常而卑微，不好公然宣示身份名号，故托神话。果真如此，这个契一定非常能干，非常有感召力，也一定曾经有过非凡的业绩。否则，不可能在盛年之期凝聚许多群落，进而成为一个特大族群，并做了这个特大族群的首领，成为这个族群的记名始祖。

依据历史逻辑合理推测，商族生成史的画卷应该是这样展开的——契，诞生于舜帝早期。其时，相对发展的诸多特大族群，都已经成为有相对稳定居住地的原始农耕部族。但是，许许多多散居在山水草原之间的渔猎游牧小群落还没有稳定的聚居地，也没有统一的首领。契，就是活动在这些群落之间的一个非凡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契一定是发动并领导这些群落有效地拓展了生存空间，也一定是平息了这些群落之间的诸多纷争，使这些群落消弭了小利益方面的许多争夺，在共同协作下迅速地拓展繁荣起来。于是，这些群落以契为轴心凝聚起来了。契的威望迅速上升，契的神性传说也流播开来。于是，契成为这些群落一致拥戴的首领。

终于，一个稳定的特大族群形成了，这就是以契为首领的渔猎商耕牧族群。

商族的第一次历史跨越，同样是从治水功业开始的。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在大禹治水的叙述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最初确定三大族群辅佐大禹治水时，契的族群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其后才是后稷的族群和伯益的族群。

治水成功后，作为治水主力的四大族群及其族领，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跃升。作为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契族，虽然与大禹族群可能发生过某种矛盾或冲突，而被大禹排斥出了治水权力核心。但是，契族仍然没有脱离治水工程，仍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治水结束之后，作为特大族群领袖的契，并没有丧失舜帝的信任。作为特大族群，契族也没有丧失天下影响力。所以，治水成功之后，契族被舜帝封于商邑，同时赐姓子氏。契本人，则被舜帝任命为最高联盟中掌管民众教化的重要官员。

契族的封地商邑，是今日河南省商丘以南的地带。近古社会，封地名号便是封地族群的共有大姓，封地内的各族群，都是这一名号下的某氏。天子所赐之姓，则只有首领的直系本族可以享有。依据这一传统，受封商邑后，契族人就统一成为“商人”了，各分支族群则称为“商人某氏”。契本人统领的直系本族，就是商人子氏，契本人的全称姓氏名号，应该是“商人子契”。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以将商代事迹写作“殷本纪”，实际是因为“盘庚迁殷”之后，周人习惯于将商称为殷。自周以至春秋战国之后，“殷”遂成为商代的史学名称。司马迁的“殷商”之说，只是承袭了西汉时所熟悉的传统称谓而已，并不意味着商人的早期名号是殷。究其实，按照历史的源流排序，应该是商在先，殷在后。单称当为商，合称当为商殷。

2.商人族群多迁徙的历史奥秘

文明史的密码，往往深深埋藏在特定族群的早期生存方式之中。

纵览商人族群从舜帝到殷灭的千余年生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商人的迁徙流动性是近古大族群之最；另一则是，商人对早期剩余物（后世谓之商品）的自觉交换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其三，商人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渔猎、耕种、畜牧、商业，这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举凡上述三大特征，都是商人的生存方式。

先让我们看看，商人多迁徙这一历史特征吧。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里，他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流动、喜好迁徙的族群。

文献《殷本纪》这样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概括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张衡的意思是，殷人前后迁徙13次，曾在居于相地时毁坏耕地，不喜欢常居一方。这13次大迁徙，每次的迁徙地点都多有说法。但史家公认：商人所居之地，大体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总之，都是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关于商人族群所以多有迁徙的原因探讨，从古至今，大体形成了四种理论：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奢行俭，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以及当代史家顾颉刚等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游牧经济”说；第四种是当代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等人的“改换耕地”说。具体分析，似乎这四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为了防止腐败奢侈，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民迁徙寻苦这种说法，难免夸大了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的富裕程度，很少有人相信。逃避河患水患的第二种说法，显然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商人族群尚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大大减少，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

游牧经济说、改换耕地说，则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将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当成适用于商人族群千余年频繁迁徙的惟一原因，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依据“游牧经济”说，很难解释商族曾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因为，商人族群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若仅仅是游牧经济需要迁徙，那大量农耕族群的安定需求如何对待？而依据“改换耕地”说，则又有一个显然的矛盾不能解释——改换土地若是必然，盘庚迁殷之后为何近三百年不再迁徙，不再改换土地？

这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被忽略了，这就是商族大迁徙的频率变化。

商族的前八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也就是商汤立国之前。若从大禹治水之后算起，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夏王国时代，大约将近五百年。其间，商族首领传承了十四代，接近于每两代迁徙一次。商汤立国之后的六百余年里，商族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一百余年迁徙一次。盘庚迁殷之后，商人定居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