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1 / 1）

显然，这与前述历史说法矛盾太大，只能看作司马迁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实际上，司马迁说法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果真如此吗？

4.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其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族群的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了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质询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原话很简单，且有错漏，经后世史家考证复原，方得以展现原貌。

这个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至少是10岁上下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了；其三，大禹最后10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执政的27年里，启一定经常性地参与了政事，并很可能作出了许多的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的族群首领。在近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的是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殷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有可能的。

回想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在大禹报告治水的领袖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要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而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

分析史料缝隙中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定：夏启无疑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一定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问题的另一面是，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的领袖，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同时，基于不想使新建立的社会秩序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想法，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

于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5.血统传承制的确立与早期君主制

血统传承制，是在这样的一次偶然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么？翻开《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权力传承谱系，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且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舜）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在这个近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痕迹。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族群的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有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并行不悖。

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罢了。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什么是避让？从实质上说，就是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的继承者，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究竟是领袖之子继承最高权力，还是受禅者继承最高权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现实背景的存在：当时的近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有着深厚的敬畏感。即或是前任领袖生前已经将非血亲的继承人明确了下来，社会也并不排斥将权力交给前任领袖的嫡系血亲。只有在前任领袖的血亲儿子实在无才无德，进而导致社会不承认的情况下，受禅者才能正式继任。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近古社会对血统继承的敬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就其本质来说，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一种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这种权力运作要达到一定的水准，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越是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经验积累越见重要。惟其如此，对权力运作的经验传承，最高领袖的血亲子孙们具有最为优越的条件。相比较于寻常人等，权力领袖的嫡系氏族出现成熟政治家的几率，相对要高出许多。同时，由前代领袖的子孙承袭权力，社会法度也往往容易保持连续性与稳定性，能相对减少社会动荡。

在近古社会，世界各民族的权力体制普遍实行血统传承制，是有相当深厚的社会认识基础的，不能简单以今天的文明水准，给予简单的批判与否定。从实际情形说，中国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实际是以血统传承制为主、以禅让制为辅的二元传承制。

惟其如此，夏启夺位的历史大变局，就并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根基的突兀事变了。

那么，夏启政变的大转折，能够顺利完成吗？

6.夏启时期正式迈入国家时代

夏启政变之后，立即爆发了第一次重大挑战——有扈氏不服。

其时的“不服”，实际意义就是要举兵驱赶夏启，恢复禅让制，为伯益争夺领袖权力。已经有了强大根基的夏启，自然不会听任有扈氏作乱。但是，有扈氏是居住于与中原毗邻的今日关中地区的特大族群，有着雄厚的人口实力，也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既然“不服”起兵，夏启的新政权就已经无法通过协商使有扈氏臣服了。于是，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统军出征，并亲临战阵的第一次国家大征伐，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军阵讨敌动员令——《甘誓》。

在《夏本纪》中，这次大征伐的经过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尚书·甘誓》的文辞是：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一战，夏启大军不是迫使有扈氏臣服了事，而是坚决消灭了有扈氏族群。

这种真正的杀戮战，使还没有完全走出古老传统的近古社会，第一次领略了国家常备军的巨大威力。种种潜在的不服与非议，很快就消失了。战后，立即出现了“天下咸朝”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崇拜。夏王朝政权，开始宣告立定了根基。

至此，中国近古文明终于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迈进的第一次历史跨越。

今日陕西关中的户县，有个扈氏村。在1964年9月之前，户县写作鄠县。据清代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所录史料，现在的户县就是夏代初期的有扈氏之地，称为扈国。秦时改扈为鄠。显然，这里就是古老的有扈氏的居住地。户县秦镇的扈氏村，据说就是有扈氏的后裔所在。而今，远古历史的沧桑在这个热气腾腾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痕迹。它能给我们的遐想就是，我们的文明脚步是多么的久远，多么的真实！

在夏启之后的四百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

夏启死后到第三代，夏政权很快就被颠覆了。有穷氏族群的领袖后羿、寒浞两人先后政变夺权，代替夏政权四十年之久。其后，夏少康复辟，夺回了政权，夏王国才开始了相对稳定地发展。但是，在整个四百余年中，夏王国动荡多多。

所以如此，在于这第一个王国的特殊性——松散的邦联制国家，潜在的政权危机远远多于后世。在夏政权建立的时代，国家文明还处于生长期，中央王权的直辖地域仅仅限于王族族群的居住区域。与单个族群相比，王权的实力无疑是最大的。但是，与广阔土地上众多的特大族群相比，王权依然是弱小的，是无法直接征服所有“不服”者的。

因此，夏王国属下的诸侯国，由王权直封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诸侯，都是王国政权对各大族群自发政权的承认。因此，中央王权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诸侯群对王权的多种威胁则很大。动荡与战争，自然呈现出多发现象。

这种治权很松散的早期国家，非常类似于后世所称的邦联制国家。

这一历史进程说明：刚刚从近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的邦联制体系，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夏政权终于灭亡了。

大禹、夏启开创的夏邦联国家，按照古代史学家的说法，传承了17任王，政权存在了471年。

夏人开创了中国近古族群的国家文明时代，建立了夏王朝，使中国近古文明在黄帝时代之后，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