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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二十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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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宦淑到Pearls集团面了试。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流利的英文让面试官对她刮目相看,没有任何深造和留学经历的她凭借着面试中巧妙机智的应答,从几十个面试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得到了那份工作。宦淑心底暗笑:凛昙的暗中引荐确实不容小觑。

她搬离了原先的住所(浦东城郊地区也要开始拆迁了),也辞去了原先那份让人憋屈压抑的银行工作。在正式上班的前几天,她叫了辆出租车,把各种生活用品从浦东新区搬运到了杨树浦的公寓楼里,包括衣服毛巾,日常生活必备的脸盆和水桶,夏天的凉席,冬天的棉被等,都打包好了一齐堆放在杨树浦那间狭隘的“公寓”里。

她并不觉得,她把住所从浦东新区搬到浦西老区,会对她的漂泊之旅有何影响。并且,这也并没有抹杀什么故事的凄美性,因为在她的意识里,这倒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真实存在的生活,有关海上漂泊之旅的。

在她漂泊的过程中,常听人说起,一个城市最繁华的区域,往往也是一个城市竞争和掠夺最激烈的区域。要想在激烈的竞争和掠夺里占有一席之地,不仅要有过人的智慧,更要有强硬的背景和实力。

宦淑虽是成功进入了公司,但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和公司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没亲没故的,由此,也面临了巨大的竞争和挑战。每天处理繁杂的文献和档案,说好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通常都是忙到七八点才下班。宦淑觉得,自己就像浩瀚大海里的虾米一般,每日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游来游去,寻寻觅觅;而在她身旁的,则是体型庞大的抹香鲸和大乌贼,它们游过来又游过去,以饿狼般犀利的眼神和敏锐的嗅觉搜寻着果腹的食物。宦淑在珊瑚丛中小心地窥探、躲避着它们,战战兢兢,畏头畏尾,像极了她自己曾经在上海海洋水族馆里看见的孔雀鱼,总是躲在鱼缸的角落里,生怕别的动物突然蹿出来把它吞食掉。

在这家全国百强的中外合资公司里,与她共事的人当中,不乏有毕业于中央财经,上海财经,东北财经等著名财经类高校的人,还有在国外攻读了CPA、ACCA后“镀金”回国工作的人,更有由他们老爹老妈直接领着进入公司“工作”的先天条件优越的人。宦淑一身黑白OL装走在这些高学历高资历的人群当中,亦不过是沧海一粟。

以她那样爱慕虚荣的心理,她完全有理由肆无忌惮嚎嚎大哭一场。但自身非凡的历验和旁人长期的藐视倒令她攀比和孤傲的心理日趋平静祥和,工作一天比一天繁忙,任务一天比一天沉重,但她却仿佛开始感谢,这用千钧重担狠狠地碾压她让她无法喘气的生活。她强压疲惫佯装步履悄然,微笑着和经过她身旁的每一个同事打招呼;有时他们手里捧着的文件不甚掉落了,她便俯身帮他们捡拾起来;每次出办公室去汲热开水,她都顺便给邻座的袁梦丽泡一杯新疆罗布麻茶;偶尔得知某某是从英语国家归来的“海龟”时,她也会用流利的英文和他交谈几句。她似乎变得平易近人,温婉贤淑,没有半点仇恨和虚荣。

但是天知道,她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活下去,为了骄傲和尊严,更自由自在地活下去。而潜藏在她心底里的不卑不亢的爱慕虚荣,将和那东方明珠一样,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

陆家嘴附近房源紧缺,房价昂贵,谈起在黄浦区租住房子,宦淑自是敬而远之。她只向凛昙提及了工作,而自作主张把新寓所选在了杨浦老区。每日工作又繁忙,毫无二样的枯燥乏味的上班生活,对所有的上班族来说,就像是一杯无色无味的白开水,弃之体内缺水,食之索然无味。但为了生存,你要把它喝下去并且喝得开心,就得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智慧,会往里面加入什么你心仪的东西,咖啡,牛奶或者是白糖——这都要凭你自己的学识和智慧。

宦淑新年过后回到上海,却未曾再见到凛昙。

他去了北京谈项目,和他的助理黎衍直一起。他从不带女秘书外出洽谈,旁人见了倒把他和黎衍直当成兄弟或者商业伙伴什么的——在Pearls集团工作久了的袁梦丽作为宦淑的新同事,有一次无意对宦淑提起道,宦淑听罢会心一笑。

刚刚入职Pearls,宦淑就赶上了发红包的好时机。原来大多数公司每年都有“开工利是”的传统,为了祈求公司一年里能够财源滚滚,生意兴隆,在新的一年企业开工当天都有向员工派送红包福利的传统。

今天是财务部门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怪不得王经理举着红包在门口嘚瑟道:“都是真金白银,见者有份哈。”

众人听罢,都拥挤着将手向那矮胖圆润的王经理伸过去,生怕一个不及时红包就全被其他人抢光了。王志经理被大家推过来推过去,身体摇摇晃晃站立不定的,额头上戴着的金边框眼镜也被挤得走了形,他急得大喊:“大家不要着急,这是发红包不是抢红包啊。”

众人哪里听得进去他的话,大家你推我搡地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把红包抢到了手里后,方才离去。宦淑等原本挤做一团的众人散去后方才走过来,朝王经理伸出一只手。

王经理眉毛一挑道:“来晚了,红包派发已经结束了。”

宦淑辩驳道:“不是一视同仁,见者有份?为什么偏偏我没有?”

王经理狡黠地笑道:“那没办法——你是新入职的,过去一年又没有为公司做过什么突出贡献,当然有理由没份。不过——你可以明年再来领取,当然,前提是——你还是这里的职员的话。”宦淑手捏着热水杯,欲出言反击他的无赖。

不料她还未出言辩驳,坐在办公椅上的袁梦丽便站起身,把那几张钞票从红包里抽了出来,吐口唾沫在指尖上点了点张数之后,瞬间像个失了宠的贵妇似的义愤填膺道:“这钞票就是——伟大!”她拖长了最后一个词语的音调,道:“用它买电视机,买洗衣机,买二三十年代的VCD播放机;左挑右选,东拼西凑,选套房子搬进去,然后按揭或者分期付款,买一大推垃圾食品,躺在柔软的沙发上,多交点电费,然后看一整天虐心催泪悲伤到死的肥皂剧,这万恶的生活怎么这样无聊?换个生活方式吧!捡套休闲服,抓顶运动帽,塞进行李箱,兴致勃勃地计划出去旅游一番,我滴神——这还没出上海,几百块的交通费就花光了!”袁梦丽说完就把那几张毛爷爷放在手上反复摩擦,好像不再多磨出几张来就誓不罢休。

宦淑不懂,在袁梦丽那娇生惯养的外表下怎么会隐藏着一颗如此愤世嫉俗的内心,但听了如此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宦淑这样爱慕虚荣的一个人也只有在心底里对她暗自赞叹。

众人都拍手叫好。但王经理对袁梦丽的言论显然是很不满意。

他走到她桌前,厉声道:“两百块钱不是钱啊?两百块钱可以买多少包咪咪?多少包辣条?你自己算算。我跟你们讲哦——当年香港的富豪李嘉诚丢了个两元的硬币,还特地钻到车底下去捡呢!你们这群人哦,就知道浪费国家财产,糟蹋社会资源,来,覃宦淑——”王经理说着便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红包,转身放到宦淑手上,道:“拿着,这样一百块一百块地积攒起来啊,再过几年买架私人飞机都不成问题的啦!”

宦淑接过他的红包,道:“对!买几张A4纸折纸飞机倒是绰绰有余。”

众人听罢,都哈哈大笑起来。王志用手指了指众人之后,便气咻咻地从办公室里走了出去。

财务部门的经理叫王志,从小在北方长大,没来上海之前,说话总是有一股东北的强调儿。但是自从来到上海后他却相当懂得入乡随俗,原本他说话总是习惯性地加感叹词“哎呀,妈呀”,但如今为了更加真切地融入大上海,他和当地的许多上海人一样,差不多每讲一句话都会在句末加上一个“对不啦”或者“是哇”或者“好伐”。这种情况就跟去到湖南长沙一样,为了更好地与长沙人打成一片,外地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说一口长沙塑料普通话,那就是所有汉字的音节都读成平舌音,每句话中最后一个字的音调都要往下走,当然为了更加真切有时还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某些词语后面加上一个“子”字或“噻”字,比如麻雀子,蚂蚁子,好不好噻。

可惜宦淑在省外生活这么些年,普通话里的乡音早已消失殆尽,加之她得体精致的打扮和端庄洋气的气质,旁人第一眼见了大都会认为她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上海姑娘。

但王志自从见她来到Pearls 伊始,便认定她不过是个货真价实的海上漂而已。他也算是这公司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将近十年的海上漂生活里,仰仗着无人能及的拍马屁的能力,他硬是凭借着自己左右逢源、见风使舵的本事成了财务部门的总经理。

旁人都得敬畏他三分,但每次大伙恭维谄媚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忘记殷切教导对方一句:“走着瞧哩,命运总是会时不时地眷顾人呢!别轻易放弃啊,说不定哪一天好运就轮到你头上了呢——”

嗬——好运不过是一个红包。

工作和生活就是这样,在夸张而又讽刺的彼此戏谑之间一天一天地度过。每次忙完手头的任务下班后,宦淑仍旧会到滨江大道上或者南京东路附近去走一走,虽然这两块地方隔着一条黄浦江,但是宦淑总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在两地之间自由转换。

她不知道她还能够待在这里多久——但她不卑不亢的爱慕虚荣迫使她有这样的决心让自己在这里永远待下去,或者漂泊下去。宦淑常想:上海是一个不能没有外滩的地方,外滩是一个不能不被用来行走的地方。倘若外滩没有人走了,上海就不如没有外滩这虚假的陈设。

正因如此,她总是愿意在工作完之后花半个或者一个小时在外滩上走一走,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那华丽丽的东方明珠。那样她的工作行程也许会变得更加急促紧张,但是她绝不想因此而加快步伐,破坏这一番行走的诗意。在上海这样一个快节奏快步伐的摩登城市里,你可以追赶公交追赶地铁,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奔跑,但是唯独外滩你不可以,它是一个只适合用来漫步行走的地方。

每次,当她完成这个像基督徒吃饭前念《圣经》,睡觉前做祷告一样神圣的仪式之后,回到杨树浦的寓所,都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四周的喧哗吵闹声早已消失殆尽,大部分的家庭都已经熄灭了灯火,只剩下绿化带中不知道是蛐蛐还是其他什么匿名的生物在不知所以然地叫着。

杨浦区处在浦西,是上海这个新生城市的老区。改革开放前上海人口中还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固执说法,但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来,浦东方兴未艾的高速发展硬是把这浦西老区狠狠地甩在了背后。

古树犹存,道路依旧,宦淑走过那些枝叶浓绿的梧桐树下(梧桐似乎是上海树木里的常客,在各个区都能够看见那么一排或者一片梧桐树木),她感觉浦西虽是在崛起和发展,但整体的氛围已经俨然一座古城墙。有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年轻人要么是搬到了市中心居住,要么是移民到了国外,有闲情和耐力常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的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当然,还有矢志不渝忠贞不悔地漂在上海的海上漂们。

居民区在这一片出人意料的密集,一层又一层精心规划和设计的狭隘房间里,很少带有花园或者私家的庭院,弯曲的绿化带两旁,只简单地辟开窄小的一片空间,用作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停车位。也难怪,轿车是不可能停放在这里的,所以根本就不用考虑体积大的交通工具停放得下还是停放不下——整栋楼层里居住的大都是工薪阶层家庭,除了在银行里有一点微薄的存款之外,大家都没房没车的,一年到头白天工作夜晚休息,早晨外出夜晚归来,生活单调而有序,有序而扎实,连小偷都要懒得光顾了。

就像那些用竹竿晾晒在窗台上的衣物被褥一样,家家分明,件件分明,为了不被风吹落或刮走,主人还专门用小钳子夹住它们的四只角,使它们安全稳实地悬挂在自家的窗台上。

每逢晴天大太阳的时候,宦淑走在梧桐道上,便可远远地看见一面又一面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半空中飘扬。

楼道间的白炽灯是声控的,宦淑小心地蹬了一脚地面,楼道便变得明亮了。她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生怕惊扰了休息中的上班族。走廊间的鞋柜都空荡荡的,所有鞋子横七竖八地摆放在地面上,东一只西一只的,乱七八糟七零八乱,好像此地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宦淑捏着鼻子继续走,心想这些人怎么如此邋遢也不知道好好收拾一下。

倏地,一只死蟑螂六脚朝天出现在地面上,宦淑惊吓得往后退了几步——还好,她不是那种遇见昆虫就大声尖叫的女人,不然这深更半夜的她尖叫一声,人们还以为是失了火或者发生了人命案件。

到底是哪位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略施小计为人民除了害?宦淑百思不得其解,但她心里认为最有可能的还是隔壁的邻居梅二婶。宦淑才刚刚搬来不久,便听人说起,梅二婶这人是典型的唯利是图的市侩小民,长期混迹于市井,见识惯了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动植物,加上年纪颇大生活阅历丰富,消灭这些区区小虫自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就是谈起宦淑自己前几日的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她也是有理有据。

原来,在宦淑刚搬来没过多久的一个早晨,她便在清晨洗漱的时候看见了爬行在水龙头上的一只蟑螂。她当时睁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看着,等到看得清楚真切了,她马上惊跳到了一旁。梅二婶当时是在公共的洗衣机旁清洗她积攒了好几日的脏衣物(为了节省水电节约开支,洗衣机通常都是有规定的使用日期的,比如一周里的周三周六或者周三周日。但是宦淑从来都不使用公共的洗衣机,不管多么大件的衣物,她都坚持用手清洗。倒不是因为她舍不得花费清洗衣物的费用,实在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别人把内衣裤和脏鞋袜混合在一起清洗的清洗方式),她看见这新来的小姑娘受惊的模样,二话不说就拿起个扫帚朝那嚣张的蟑螂挥过去。在她快捷而准确的攻击下,那原本生龙活虎的蟑螂瞬间就一命呜呼了。

宦淑吃惊地张大嘴巴,看着那手举扫帚的梅二婶,口中含着的牙膏泡沫沾满了两瓣嘴唇,她紧抓牙刷的右手僵硬在半空中。

从梅二婶满不在乎的神情里,她蓦然领悟到:原来,女中豪杰大多数隐匿于贫穷之中,就像英雄诞生于乱世中一样。

今夜,回到寓所,宦淑走进房间便把肩包搁置在床头柜上。那是一个金属色的Zara 漆皮鳄鱼纹女士斜跨单肩包(又是Zara,还是新购买的,她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目前也只有如此),金色漆皮上的鳄鱼扎纹凹凸起伏,给人以高贵、威严的感觉;柔和的线条加上仿锈钥匙以及犹如马缰绳似的大件排扣,使人顿觉一种鳄鱼条纹的原始生命之美;原本就尊贵的金色配合方正的包形,最适合那些身着套装、风格干练的职场上的精英女士携带。

但即便是自己天天路过橱窗,盼着它打折降价才购买下来的物超所值的商品,宦淑对它还是不甚满意。这样一个以潮流的设计风格和低廉的竞争价格在服装和手袋业界取得一席之地的时尚品牌,在宦淑的同事袁梦丽看来,也不过是只会博人眼球的平民“High fashion ”,是根本不值得过分推崇和艳羡的。袁梦丽曾经把丈夫赠送给她的香奈儿国际时尚肩包带到办公室里来,吹嘘着它出自多么知名的设计师之手,有着多么精细的做工以及多么尊贵的“天价”。

她走进宦淑身前,用涂了指甲油的指甲抠了抠宦淑单肩包上的鳄鱼皮,带着傲睨自若的神气道:“这鳄鱼皮不会是假的吧?你年纪轻轻的没什么经验可得小心点啊,这些年Zara 可没少生产冒牌货哩!”

宦淑当众受了嘲讽,满脸羞红,于是便看对方道:“这年头LV都还造假呢——你这香奈儿要不要拿去专卖店验证一验真伪?”

袁梦丽收敛笑容离去,没了下文。

宦淑爱慕虚荣中不卑不亢的品质使她占了上风。

灯光昏暗的单人间里,她换下行装,抬手把浴巾裹在头顶上,收拾了换洗的衣物和其他的洗漱用品,欲到盥洗室洗漱——浴室是公用的。

结着蜘蛛网的楼顶吊挂着一盏老旧的白炽灯,昏黄幽暗的灯光透过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稀稀疏疏地散落下来,未铺瓷砖的地板上铺洒着打结的头发(真是恐怖!)房东太太很久未打扫公共浴室,头发确实是铺在地面上了——房东又舍不得花钱请钟点工打扫,同住在一起的海上漂们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收拾,头发总是有很多的;为了放置洗发水沐浴露而在墙壁上凿开的方形小洞,零乱地蓄积了许多长短不一大小不同的肥皂屑末;被水花溅射久了的墙壁上,总是郁积着味道各异、大小不同的肥皂泡沫——它们是无法清洗干净的。宦淑刚来时尝试过用清水沾洗衣液一遍又一遍地将它们冲刷干净,但是过不了几天,原本干净清洁的墙壁就又原形毕露了。

我简直是在这金雕银饰的世界里憋屈地蜗居!宦淑摇头苦笑了一阵,欲开门出去。

走廊幽暗昏黄的灯光里站立着一个人。

是房东太太。

宦淑心惊胆战吓了一大跳,对方见她突然开门,一副头裹浴巾的模样,亦是左手抚摸着心脏,连连呼气像要倾倒。

房东太太笑容满面地站立着,右手提着一个深色的大包裹。

这房东江太太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寡妇,头发花白(她自己解释说不是因为年龄衰老,是因为从小身体缺钙,头皮上缺少头发生长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所以变得花白),身材干瘪削瘦,眼神锋芒犀利,樱桃大小的嘴唇上总不会忘记搽些亮眼的口红,与那一头齐耳的闪耀着银光的短发交相辉映。由于年岁已高,她的额头爬满了不少岁月雕刻的“刀痕”,但又因她平时极其注重保养,皮肤也就并未像大多数老年人一样萎缩老死或者雀斑丛生,凡新入住公寓的租客们第一眼见了也都以为她还是个不到四五十岁的年轻妇人。

宦淑曾听长期租住在此的左邻右舍们提起,她膝下只一个女儿,但常年身在遥远的北京并不常回来,这栋公寓楼很大,原本只有她孤身一人居住,形单影只的怪可怜。所以为了增添些快活的空气,顺便赚些额外的收入(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挣房租),她便在公寓楼前的电线杆上贴了份招租的广告。结果不出三天时间,前来求租的包括公司上班的、大街上磨剪刀的、修鞋的、卖艺的、耍猴的,有正经工作的没正经工作的,都像潮水般蜂拥而来,形形□□,应有尽有。江老太太凭着自己行走世间阅人无数以及饱经沧桑的干练和老道,精挑细选了一小部分老实可靠并且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房租的人,作为她的租客。

从此楼道间也就增添了不少欢声笑语,而她呢,每年亦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她阔气归阔气,于钱财之事,还是极其吝啬谨慎。穿衣吃饭,日常炊饮,进出内外,人情往来,她都用小本子一一记下,精打细算,小心规划,从不肯多花一毛半角;至于租客们的房租水电费等,她也全都要求他们按时支付,不得拖延,甚至每次收水电费的时候,她都小心地用笔记簿将那一串串数字抄下来仔细计算,然后四舍五入,精确到分毫。要是有哪个横冲直撞的租客不小心弄坏了公寓楼内的公共设施,她一定是第一个发现并要求他如数赔偿——当然,她会说,这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她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的设施完备和生活方便。

所以,秉承这样的思想和原则,她才会对曾经磕破过她公寓楼的一小块墙壁的覃宦淑死缠烂打好几个星期。

那次,宦淑刚从浦东新区搬到杨树浦,因为电梯在那段时间里出了故障,又没有人维修,所以从楼下到宦淑的房间,要徒步好几个楼梯。她忙着搬运行李,东西又重,体积块头又都比较巨大,而楼道的空间又很狭窄,所以在搬运的过程中,宦淑一不注意就刮破了一块即将脱落的水泥墙壁。

颓圮的水泥块受了碰撞哗啦啦地掉落下来,灰色的黄色的粉末零零散散地飘落了一地,宦淑忙着搬运家居用品什么都不曾发觉。可第二天床头的“雄鸡”闹钟都还未鸣叫,江老太太就叩响了宦淑的房门,高声道:“小姑娘啊,你把我楼道里的墙壁弄坏了得及时修理啊,大家进进出出的看见这么明显的一大块,影响对居住坏境的印象啊——”

宦淑闻声开了门,房东太太不等她换上白天的衣服,就拉着推着她去案发现场查看。老太太躬下身子,对着脱落的墙壁指指点点,宦淑穿着睡衣趿着拖鞋耷拉着脑袋,听她一词一句娓娓道来,等到最后她把牢骚发泄完毕,宦淑起誓保证及时修理之后,她才将信将疑嘟嘟囔囔地离去了。

她说话的语调和神态极像林振宇的母亲,尖酸刻薄,不近人情。宦淑称呼她为“女葛朗台”。

之后,在某一次的周末,宦淑趁着空闲时间,在五角场一条小有名气的商业街上,搜寻到一家专卖饰品挂画和其他居家玩意的小店铺,精挑细选之后,她向店主购买了一副“Hallokety”的画像。回来后,她便把它粘贴在了破损的墙壁上,画像的颜色与墙壁的色彩相似,“Hallokety”的时尚又为寂寥的墙壁增添了灵动之感,众人似乎都对这样的修理方式没有异议。

但没过几天,“女葛朗台”便气势汹汹地跑来,要求宦淑重新修理墙壁。原来租住在这栋楼层里的一个四口之家,他们家中最小的儿子放学归来经过楼道时,抬头看见了这只“Hallokety ”,马上哭着喊着扑到母亲的怀里尖叫:“妈妈,有老虎啊——有吃人的大老虎啊——老虎啊——”吓得他平白无故就生了一场大病,他母亲咒骂“女葛朗台”,也骂覃宦淑。

宦淑无法,只得拜托楼下修锁的李大叔,和了水泥和石灰仔仔细细地将脱落的墙壁粉刷了一遍,“女葛朗台”瞧见了,最终才没再来闹事。

“几十年的脾性了,改不了的啦——”李大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你年纪轻轻的,多包容和担待一些吧。”

宦淑木讷地点了点头,看着“女葛朗台”进进出出的身影,一开始无法理解她这种病态的节俭和悭吝。但后来又听见李大叔阐述,得知她也是个挺不容易的人,年轻的时候又要工作又要抚育小孩,每天工厂学校家里往返跑,把孩子拉扯到这么大全是靠她一个人,她也着实辛苦。

李大叔说,“女葛朗台”有一个女儿,名叫江媛,是“女葛朗台”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

宦淑也曾问,母亲这么辛苦,孩子的父亲为何不在养育子女方面尽哪怕是一点点的力量。李大叔回答时也叹气:老妇人的丈夫生前确实经济宽裕,但就是贪恋花街柳巷,生活骄奢□□,挥霍无度,在世的时候,身旁的情人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她作为原配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便带孩子离开了家。直到四十多岁的年纪,她才在丈夫逝世之后,以索要女儿的赡养费为由分得一栋房产。但又不能完全说是分得——因为她丈夫生前的动产早已被他那些情妇挥霍得所剩无几,值钱的就只有些不动产,再加上她丈夫的儿女还不止她膝下的这一个,所以她也是左奔又走,寻关系,托律师,求爷爷告奶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这一点家产。她自是十分宠爱她唯一的女儿,立了志要把自己得来的财产全权留给她,所以平日里自己能省则省,能为女儿多留则留,唯恐女儿哪天遭了战争遇了饥荒没钱花似的。

她女儿一从娘胎里落出来,就生的像她母亲年轻时一般俏丽(是“女葛朗台”自己对众人道的),特别是那两弯柳叶吊梢眉,让人一眼望去便觉一种妖娆之色。老太太见了这般模样自然爱里添喜,下了决心要把女儿培养得知书达理、温婉端庄,以便有朝一日捕着个机会就把她嫁给哪个阔富人家。也正因为有这样崇高的志向,老太太才肯下了狠心把女儿送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念书深造——李大叔说得有板有眼。

怎奈及至她女儿长到二十三四岁的年纪,交了个从西北大漠来到北京北漂的“屌丝男友”(宦淑对李大叔能说出“屌丝”一词颇感惊奇,她不禁感叹现代网络就是发达,连六七十年代的老年人也能够变得这般紧跟潮流,学识渊博),两个人爱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女儿有一次领他到上海来,乞求母亲让自己跟着男友嫁到西北大漠去。宦淑惊叹之余,李大叔又提及男方的性情状况——那男人生性自是憨厚老实,对女友也是关爱备至呵护有加,女儿也保证两人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美满。

但“女葛朗台”坚持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无法给女人最基本的经济保障的话,那就是最大的不幸福。所以她回答女儿道“自己就是死也不可能同意这门亲事”,但她女儿像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样,也是倔脾气,竟对此置若罔闻,抛了母亲便和西北大漠的男友相好去了。

宦淑听到此处,便断定“女葛朗台”的女儿受了烈女思想的影响,和那性情刚烈的卓文君一般,决绝了财权显赫的父亲追随司马相如而去。

“这一点让江老太太十分不满——”李大叔往烟枪里加满烟草,继续说下去道,“熬过了三天一夜零两个小时的绝食之后,她便下定决心不再管她女儿了。反正世间所有的幸福和财富,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她既然靠女儿不得,于是她决定还是给自己找个有钱的老伴,好好享受晚年真实可靠,至于她的钱财,她还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但省下来的却一分也不留给那不孝的女儿花。”

当一个人满怀期望地把梦想托付在另一个人身上却丢失了实现的可能性时,她就开始抓狂,开始不甘,开始报复。内心一种不服输的意志力日夜分秒地困扰着她,鞭策着她,吞噬着她,以至于最后她再也无法承受了,只好又再次把揉碎了的梦想拼接起来,以龟兔赛跑的精神将它坚持下去,实现下去。

人类作为文明的演化者和推进者,尤其在这一个方面表现得兽性而且野蛮。

“我得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女葛朗台”抹了廉价的胭脂水粉,穿上了自己压在箱底几十年没舍得穿的新衣服,尔后对着残缺了一个角的大婚衣柜镜,梳妆打扮了好几个时辰,自信满满地手拎新买的仿名牌肩包,迈着轻巧欢快的步伐走在幽暗的楼道间,见了工作回来的宦淑,便对她微笑道。

宦淑站在楼梯的台阶上,亦仰头对她微笑。浅浅的笑意里,带了沧海沧田的味道。

她每日不管刮风下雨砸冰雹飘雪花都精神抖擞地坚持去相亲,所以,宦淑以为,这次她是终于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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