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1 / 1）

在病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中，他掀开床边窗帘的一角。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的莫斯科，将千百扇窗户中的金色灯光展现在他眼前。

远处可以辨认出一个伫立着的高傲的影子。那是街心公园中青铜铸就的普希金。那个严峻的1941年初冬的傍晚，正是在这热情歌唱过爱情与春天的诗人脚下，他生平第一次抓住了姑娘的手。

如今这温润如玉的五月的夜晚啊，在诗人的头顶上是漫天星辉，可它们谁也比不上北方天穹中一颗至高至明的星星。她仿佛一位可爱的姑娘，向着大地投下自己全部的光明和美丽。在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岁月，在菲利克斯家的凉台上，他用卢卡谢维奇叔叔的望远镜看见的第一颗星，就是她啊。

他怀着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全部柔情望向遥远的夜空，泪水不知不觉地沾湿了枕畔。黎明时分，一阵惊天动地的叫喊声将他震醒过来。

他在睡梦中错过了刚才的重要广播，可是他一瞬间就明白了，并在那一刻将自己投入了这又哭又笑的洪流——

“乌拉！乌拉！乌——拉——啊——啊——啊……”

在经历了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战火硝烟的日日夜夜，献出了两千七百万条生命后，还能有别的什么事情，能够让所有人在同一刻纵声欢笑、嚎啕大哭啊。

那一天是1945年5月9日。

拖着尚未熟练使用的假腿，托里斯跳下了床。医生、护士、伤病员、杂工——医院里所有还能动弹、还能说话、还能呼吸的人，全都在呼喊、欢笑、哭泣、拥抱、亲吻。他刚从一个人的怀抱里出来，马上又落进了另一个怀抱。年老的主治医生抹着眼泪，叫上几个已经恢复健康的年轻病员，从附近的家里搬来了几大桶珍藏已久的家酿酒。这本来是为了迎接儿子们凯旋而预备的，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回到老父亲身边。

“喝吧，喝吧，亲爱的……”老医生以父亲的方式给每个人斟上一杯，“平日把你们管得严，今天破个例……”

托里斯喝下第一杯酒，穿好衣服，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医院，扑进了和平的第一天。街上到处是从各家各户跑出来的莫斯科人，各式各样的帽子被高高地扔上天空。有人将墙上挂着的“防空洞”标识的木牌抠下来摔在地上，就在上面跳舞。

他像蹒跚学步的孩童那样，行走在欢乐的人群中。在前面的街心公园里，在快活地喧嚷着的小提琴、手风琴和小号中间，屹立着不朽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诗人大踏步地迈过19世纪，迈过1941年那个早寒的秋夕，迈过1945年那个温润的春夜，和人们相聚在了和平的第一天。

就在诗人的脚下站着一个姑娘，她在唱歌。在托里斯的记忆中，她一直身穿军大衣，脚踏军靴，脑后扎着一个紧紧的发髻。可是今天，1945年5月9日，他还是第一次看见那本应属于她的、少女的装扮。她身穿一件蓝白相间的连衣裙，脚踏一双精致的小皮鞋。金色的长发披散下来，在清新的晨风中轻轻飘扬。她以战火中度过的四年青春岁月，为自己赢得了这自豪地盛装打扮的一天。

泪水一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可他的整个心灵都感受得到：她的面容上辉映着灿烂的阳光，眼睛里却闪耀着晶莹的星星。星星顺着她的脸颊悄无声息地落到歌唱着的嘴角边。

这就是她，娜塔莎。她就像这和平的第一天一样美丽。

“娜塔莎！我的小姑娘！我的会唱歌的小星星！”

娜塔莎拨开人群，来到他的身边。她没有和他握手，也没有拥抱或亲吻他。她庄重地跪倒在他脚前，将自己的嘴唇深情地贴在他那条假腿上。

（四十一）

伊万?布拉金斯基是在柏林迎接胜利日的，那一天他将步枪里剩下的子弹尽数射入了天空。当他回到故乡的别廖扎村时，只有爸爸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迎接他。

妈妈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那时姐姐在莫斯科上班，妹妹也跟随部队调回了国内。姐姐赶回来的时候，遗体还没有变凉；妹妹赶回来的时候，棺材还没有入土。如今她们都已回莫斯科去了。谁也没有写信将噩耗告诉他，因为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他快回来了。

四年来，阵亡通知书一直没有放过别廖扎村。1941年夏天，它给波琳娜宣判了寡妇的命运；1945年春天，它又向弗罗霞告知了独子的死讯。谁能告诉布拉金斯基家的妈妈，她收到的下一封来信是什么？是日思夜想的“您的万涅奇卡”和“您的娜塔申卡”，还是避之不及的“……英勇地牺牲了”？向来身体很好的妈妈，就这样被折腾出了心脏病。对儿女们的可怕的思念，将她活活折磨死在了胜利前夕。

桌边放着几大桶家酿酒，爸爸和他相对而坐，从中午一直喝到繁星满天。老头儿先是絮絮叨叨，忽然就扯着嗓子唱起了歌，接着用世间最恶毒的话破口大骂，最后就趴在桌沿痛哭起来了。

“给！”爸爸醉醺醺地从橱柜里拿出一封信，“前几天寄到家里……寄给你的……”

尽管伊万也醉得差不多了，但他一眼就认出了信封上是王耀的字迹，是5月9日那天从莫斯科寄出的。颤抖的手指好不容易才展开信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回妈妈那儿去了。”

他像父亲一样，以醉汉的方式大哭起来。刚到家就被噩耗震得神志恍惚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

这个夏天，伊万留在故乡陪着爸爸，帮家里干农活。他也去帮邻居们干活。邻居们常常请他到家里去，讲一讲前线的故事。她们希望从他的讲述中，能够想象出自己牺牲了的丈夫或儿子，在前线是怎样生活的。

杰米扬?莫罗卓夫留下了三个小莫罗卓夫，最大的才十一岁。阿纳托利?恰普林留下了一对八岁的双胞胎。若拉?维尔比茨基留下了新婚不久的妻子。米什卡?沃尔科夫只留下了一些旧课本和一个孤苦伶仃、不再哭泣的娘。老太太唯一的安慰是：和那些牺牲在远方战场的人不同，参加了游击队的儿子是被侵略者绞死在自家村口的。她还可以将他埋在家乡的土地上，时常去看看他。“万涅奇卡呀！好孩子。”有一回她对伊万说，“别人家里都是儿女牺牲了，撇下妈妈。你们兄妹几个都活下来了，我简直都想把玛特廖娜从墓地里叫起来，让她看看你们啊……”

农闲的时候，伊万常常到妈妈的墓地上去。他将头枕在隆起的坟丘上，将身躯隐没在高高的青草中，好像婴儿卧在摇篮中那样，出神地望着头顶那一钩银色的新月。它犹如一柄被割草人遗忘了的镰刀，落在田野般苍茫的天穹深处。

大地在他身下继续着自己永恒的事业，接纳死亡也孕育新生。她承受人间一切战火硝烟，以青草般柔韧而广袤的心灵去化解和平息它们。他感觉得到大地深处生命萌动的声音。但这并不是他直接听见的，而是他的心通过另一个人的心感受到的。

那个人必定熟悉大地的一切。因为那是个年轻的生物学家。那个人和他一样，都是“大地上的工作者”。那个人和他一样都是生命本身。那个人曾经躺在他的怀抱里，跟他说过：大地是母亲。如今那个人已经回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了。

伊万将胸前挂着的护身符托到眼前。他履行了诺言，在胜利的那一天拆开了外面裹着的小布袋。最初拥有这护身符的小姑娘，也许祖上是骑马打仗的游牧者。那是个极为精巧的小白马挂坠，就像他的科斯嘉一样漂亮，尤其是那双乌溜溜的眼睛……王耀把这象征着幸福和平安的小白马送给了他，于是他果真活到了胜利与和平的日子。可是他给了王耀什么呢？一幅肖像。他到底忍不住画上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于是画龙点睛的传说就变成了现实，因为他的心上人是从不说谎的啊……

“我一定能再找到你，因为伊万想要找到的人，没有找不到的。”

1945年9月，伊万回到了莫斯科的美术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时而发作的眩晕、头痛和胸闷，迫使他到医院去体检。从1944年春天起潜伏在他体内的神经损伤被证实了，它将伴随他的余生。

战争结束了，可它所造成的伤痛，将永远留在他这一代人身上。不少人由于战时旧伤的复发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可是伊万却带着这永久性神经损伤，从二十四岁一直活到九十岁。他活得比别人长，因而他受的罪也比别人多。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竟能活那么久。那时他只是打定了主意要勇敢地活下去。四年来他在前线上见过的一切，都在内心深处向着他的双手呼唤着：“把我们画下来吧，万尼亚！让将来的人们都看一看，大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

他非常想念王耀。他开始想象王耀回国后怎样战斗、怎样生活。这时心绞痛就会一阵阵发作起来。于是，当心上人的模样儿在笔端慢慢现出的时候，他觉得这聪明俊美的黑发青年，就在他的身边。

只是那清秀的眉宇下面，始终是一片云山雾罩。

谁都曾年轻过，美好地、不可重温地年轻过。对于相爱的人们来说，那时彼此所承诺的一切就是彼此的将来。那时彼此最愿意说的话就是：“我一定能再找到你……”

杰出的战争题材画家、美术教授布拉金斯基也年轻过。后来他就慢慢变成中年人了。年轻时他以为，从战场上回来后，自己将会无所畏惧。但是日益增长的年岁告诉他：比战争更大的考验，就是生活本身。

教授不是没有到新中国访问交流的机会，但他总是神经质地将填好了的申请表撕了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