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1 / 1)
她的笑声仿佛一只伶俐的云雀,披着一身霜天黎明般明亮的羽毛,翻着筋斗钻到天心去了。
1942年2月17日,伊万?布拉金斯基抵达伏尔加河畔,奉命向隶属于第62集团军序列的步兵第33师报到。三月初的时候,他收到了王耀从乌拉尔军事学校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
“今天鹤群飞回北方来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年轻的生物学家没有说谎,伏尔加河中的小岛上,传来了白鹤悠扬的歌声。它们以长空般辽阔的鹤唳作为重逢的礼物,赠给了在艰难的冬天仍旧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伏尔加河不舍昼夜地奔流。从冰封雪盖下迸发出来的春潮,凭着压抑了一冬的热情肆意欢腾,一直占领了整个春天。
当伊万在母亲伏尔加岸边展开信纸的一刹那,他就知道应该怎样回信了:
“活着,健康,保重,万尼亚。”
三个月的时间犹如子弹擦过鬓脚,转瞬即逝。王耀还是给他写信,信里从不提及彼此,也不提及战争。在这一封封短小精悍的物候观察记录中,只有永恒的母亲:大地。即使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大地也在顽强地继续着亘古不变的事业,从炸断了的枝干上生出新的嫩芽,从烧焦了的泥土里育出青草野花。即使下一刻,油绿的白杨树叶将在爆炸的巨浪中变成紫色,而雪白的稠李花瓣将被年轻人的热血染成暗红。
这些信不再从松叶芬芳的、和平的乌拉尔山区寄来,而是来自前线。从乌拉尔军事学校毕业了的侦察兵中尉王耀,并没有调到伊万所在的这条战线上。在战斗的间隙中,伊万反复地阅读着这些匆忙写就的观察记录,这是大地通过恋人的眼睛和笔端向他传递的、生生不息的讯息。
他的每一封回信都是同样的话:“活着,健康,保重,万尼亚。”
半年后,他跟随部队离开了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那一夜他站在马马耶夫高地上,充满血丝的双眼遥望着拼死保卫过的、火海熊熊的城市,宛如一尊青铜塑像。“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的白光在他头顶久久地呼啸着,仿佛一圈永恒不灭的光环。伏尔加母亲河澎湃着儿女们的血水,在远去的部队身后唱着庄严的歌。
战线踏着染血的脚步,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一天天向西推进。伊万依旧在每一封信里写上同样的话:“活着,健康,保重,万尼亚。”这句话寄给爸爸妈妈,寄给姐姐妹妹。只是不再寄给王耀了。他甚至不记得彼此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联系。1944年初的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前线通讯地址已经变更了好几次,再写信告知王耀的时候,心上人的地址也早就变了。
这就是侦察兵。前线上最崇高的光荣和最艰巨的考验,都属于侦察兵。当一些重大任务造成他们通讯地址的突然变更时,他们常常来得及告知后方拥有固定地址的亲人,却来不及告诉身在其他部队里的彼此。
战时,人们常常就是这样失去联系的。
……这是1944年春天的一个黎明,伊万躺在刚刚进行过殊死战斗的高地上休息。他的排长在昨天傍晚牺牲了,刚刚被战友们葬进了黄土下面。
从远处传来一阵轻捷有力的脚步声,在他近旁停了下来。上面把新的排长派来了。
“侦察兵布拉金斯基!为什么不向上级敬礼!”
“啊——啊,没过两年,你竟然冲我摆起架子来了。”他眼皮儿抬也不抬。
“你竟然对一位中尉无礼,关禁闭……”
他感到来人向他俯下身,大概是打算把他拽起来。就在那时他一下子跳起身,双手往来人的肩背和腿弯处轻轻一搂,然后就将这位故意冲他摆架子的中尉整个儿抱在怀里了。
又气又羞的神情一下子溢满了中尉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那双马儿一样乌溜溜的眼睛!中尉清秀的面庞紧紧地埋在他的脖颈里,仿佛是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而羞赧不安——这正是他接下来所做的!他亲亲热热地将这纤瘦而匀称的躯体托在怀中,大踏步地在阵地上奔跑。为的就是让这些久经战火考验的、公正的人们看一看:他是多么有力气,他在爱着一个怎样的人。反正俗话是那么说的:“自家的担子不嫌重……”
……人们抓住伊万的四肢,将他放到用防雨布做成的简易担架上去。自己人的歼击机群低低地掠过高地上空,浴着火焰般的朝霞,寒光闪闪地在地平线上翻飞。空中升腾着一大片紫红混着乌黑的烟火,向着西边天空那一弯晶莹的残月缓缓移动。
他微微侧过头去,伤痕累累的大地已经借着融化的冬雪,为自己医治战争的创伤,用茸茸绿草覆盖刀痕和弹坑。大地专心致志于腹中蠕动着的幼小生命,无暇顾及到他的生死。事实上,无论他活着或是死去,他们都一定会胜利。当战争进行到1944年春天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了。
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按着胸前的口袋,那里有一块刻着“И”和“Я”的树皮,紧贴着他那跳动的心。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在他心口高高兴兴地说:“相爱的人总是在一块儿的,就在心里面……”
如果他就这样死去的话,那么他的心上人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当他被爆炸的气浪掀到半空又抛到地上之后,即使是在昏迷的幻觉中,他还看见心上人向自己走来……
可是死亡只是用一块钢铁碎片,在他生命的第二十三个年头划了个记号。这伤其实不重,最多也就和1942年年初他左肩所受的伤同样程度。于是他伤愈后很快返回了前线,向着法西斯的老巢推进了。那时他还不知道,爆炸时的巨大冲击力已经给他的神经造成了严重的震伤。这损伤潜伏在他的神经深处,直到战争胜利后才被检查出来。这不时发作的神经性的眩晕、头痛和心绞痛,折磨了他一辈子。
(四十)
四年来人们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只要条件允许,就对着收音机、高音喇叭或是无线电台,收听最新发布的战报广播。1941年,人们收听广播的表情是沉重而严峻的;在泪水、汗水和血水中浴了四年之后,到了1945年春天,这一份悲愤已经被明朗和欣喜代替了。
胜利并非遥不可及,她已经很近了,她就快挨着人们了。
春天,托里斯?罗里纳提斯是在军医院里收听战报广播的。四月份他在前线上受了重伤,右腿膝盖以下被截去了。他被救护列车送回了莫斯科,在那里装上了假肢。
五月里一个温暖的黄昏,他从轮椅上站起来,第一次用假肢迈开了步子。夕阳越过医院走廊的窗户,向他投来一片姹紫嫣红的霞光。在窗外密密的丁香花丛中,几只云雀睡意朦胧地絮絮叨叨。
心底蓦然一阵难受。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扑倒在地。假肢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伤员同志!您别心急,慢慢会习惯的……”
“会习惯的!”他将双肘撑在地上,一只手倔强而不失礼貌地推开女护士那想要将他扶起的胳膊,“四年了,我们习惯过许多艰苦的事情……”
托里斯挣扎着自己站了起来,刚刚在地上擦破了皮的右手扶着走廊的栏杆,一点一点地向前行进着。当他走到走廊尽头时,他放开了栏杆,转过身来,踏着不太平稳、缓慢却坚定的步子,向着仍旧站在原地的女护士走去了。
“姐姐,我很愿意活下去!”向来文静谦逊的他大声说道,“即使两条腿都没有了,即使断了胳膊、瞎了眼睛、被汽油弹烧得面目全非,我也很愿意活下去!”
他不知道这位梳着白金色短发的护士叫什么名字。他管她叫姐姐,医院里许多伤员都这么叫她。尽管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可是在她那庄重而慈祥的面孔中,有着一种长姊和母亲般的神情。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却依旧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妇女,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活着是多好、多勇敢的事情!”仿佛有一丝惆怅掠过她那蔚蓝的眼睛,“你的家人都会很高兴的。”
“战前我就没有家人了。”他平静地回答,脸上似乎还带着微笑,“所以我在那时就学会了勇敢。”
“对不起……那你总有恋人吧?像你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会没有恋人啊?她也会高兴的……”
他将脸转向窗外,即将沉没的夕阳在那双波罗的海般的眼睛中默默地燃烧着:
“好像有一个……也许,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他忽然转回头来,严肃地说,“为什么要考虑这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回莫斯科大学去,继续自己的学业,我将来还要当天文学家哪……”
“难道你不去找她吗?她一定在等你……”
“就让她以为我已经牺牲了吧。她那么美,愿她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健全的小伙子……”
他没有说完,因为女护士那双向来善于容忍的温和的眼睛,此刻竟燃着难以抑制的愤怒:
“懦夫!懦夫……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原来却是个懦夫!她一定在等着你,可你却想躲开她……无论我的安德烈回来时变成什么样,他都永远是我的丈夫,是我儿女的父亲……四二年的时候,人家就给我寄来了阵亡通知书。现在想来,没准他和别人串通起来骗我,自己躲在什么地方的残废军人疗养院里……总有一天,我要把全国的疗养院都找个遍,把他揪出来。那时我要看着他的眼睛说:啊,你这个胆小鬼,连法西斯都不怕,反倒怕起自己的妻子来了……”
她的嗓音嘶哑了,却没有流泪。也许,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她用狭长的手背飞快地擦了擦眼睛,换上了歉疚的口气:
“对不起,伤员同志……早点休息吧……”
托里斯没能很快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