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1 / 1）

一切木

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

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

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

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

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

，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

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

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 强迫逼出，二、

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 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

外逃，四、 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

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

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

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

，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

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

，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

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

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

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

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

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

，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

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

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

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

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

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

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

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

，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

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

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

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

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

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

’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

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

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

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

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

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

，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

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

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

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

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

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

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

∶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

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

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

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

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

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

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

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

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

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

，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

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

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

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

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

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

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

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

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

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

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