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 第146章（我孤独的很）（1 / 1）

“报上不是说要推举代总统吗？”裴洛又问。

“众人急不可耐，代总统岂能满足胃口？”萧从云回答。

“如此说来，东都又要热闹起来了吗？”裴洛皱眉。

“差不多——洛洛，以你看来谁做总统更合适？”萧从云说。

“我不关心政治，”裴洛望着江面上漂浮的一块木板出神，半响才回答：“外有强敌，内未大同，总统虽徒有虚名，恐怕也得德高望重之人方能担任。”

“我无意参选，”萧从云的肩靠着她的肩说：“正是因为其徒有虚名。我们的国家，分裂、落后、被侵略，国势之严峻，不可否认，制度与法律的改革已无能为力，想清除这一切恶势力，我以为唯有首先整顿军事，戡平乱军。这决非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我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与理想，决定了我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洛洛，你相不相信？大多数人所不懈追求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那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之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尤其在这样一个中国，我不能不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但我又不能时时刻刻全心全意的属于这个国家，因为它太冷漠，太黑暗，很难看到希望。

你看我得意吗？其实我孤独的很！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我也要平衡，为此也得付出代价，可我还是认为国父之三民主义，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值得我去追求，去实现，如此生活对于我来说才不是空虚。

洛洛，你我之志同道合，在于必须竭力自救，不肯亡国！”

政治人物就一定卑劣无耻，腐败虚伪吗？不，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在走上仕途之前，他们是怀抱着‘对外巩固国权，对内保障民权’的崇高理想的，做官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耀祖扬宗，是为了改善困境，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国家。传统教育下的中国人，真善美的种子不能断言已完全灭绝，依然会有鞠躬尽瘁的官僚，依然会有马革裹尸的军人，可他们时常受到打击甚至是迫害，在这普遍缺乏正义与道德的恶劣环境的压迫下，能保持节操者罕见，而有条件的同流合污则司空见惯。

萧从云不是土财主，也不是小职员，他的地位和经历原比这些人要高，思想与精神也必然如此，故而他更加迫切的需要人来理解，狂妄、媚外、独夫民贼，岂是一个真正的有骨气的中国人愿意接受的评价？对他而言，裴洛是灵魂之同行者，不仅要从感情上爱他，更要理解他的事业，支持他的行动。

裴洛挑起了眼尾看他：“从云，我信，你做这一切决不会只为了自己，你要那更大的力量是为了更高的理想。”

人是很脆弱的东西，感官的快乐又是浅薄而短暂的，睿智而勇敢的人是会不惜全面动员生命、思维、理性、身体去获取更深刻更长久的快乐的。这世界上要找一个志趣相投、喜好接近的人已然不容易，更不必奢望他还有这样的睿智勇敢。冒充勇敢的人说起话来壮志凌云，做起事来却畏首畏尾，萧从云的勇敢就坚决自信的多，所有的行动只为了两个原则——于个人，自尊自爱；于国家，救国建国。

裴洛一生从未遇到过他这样的人，拥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且浑身都是力量，想做的事决不犹豫，也不等待，一定会去付诸实施，哪怕用催促，用逼迫，用压榨，就是要让它变成现实！假如说她自己是个标准的‘梦想家’，虽然明白浪漫和幻想是不切实际的，无力改变之下还是只能接受，不得已去美化；那么他就是个十足的‘实干家’，以为梦想理所当然就是得实现。他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想要行善却总是作恶！因为在一个烂到根的社会，要谋改变，要寻出路，就必须去冲击，去破坏！而他宁可在破坏中前进，也决不在妥协中后退！

萧从云的眼睛盯着她炯炯的看，好似在说：‘我爱做梦，但我更爱去实现梦！’他又宣布：“洛洛，我已有了事业，现在又有了爱，就算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不惮跳下去！”

“那我就跟着你跳，”裴洛笑了笑：“决不会掉进深渊，会掉进你的怀里，”她大大的眼睛里暮光闪烁，含着那么多的爱恋与欣赏，“全世界我跟你一起去，生与死我跟你一起面对，不过，你得抱着我——”

她一说完，萧从云就真的一把将她打横抱了起来，快活得大声报告：“遵命！太太万岁！”

裴洛吓了一跳，捂着胸口哼了一声：“你这人！看起来细致，可有时简直像个野人！”

他却热烈的凝视她的脸：“我是野人，你就是山鬼！我要抱你一辈子，上天堂，下地狱，都一起！”

总统这个职位只是争夺的焦点之一，实际上简总统身兼数职，其中最重要的就有国民军总司令、国进党总裁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前两个萧从云不感兴趣，最后一个才是他关心的重点，其实这最后一个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重点。虽然得到这个职位决不代表就能够完全控制全国的武力，但那无疑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味，对内标志着战略上的统一，对外也将成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其实总统对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务一直感到力不从心，当国民军在抗战中几近消耗殆尽时，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他的文人出身和基督教背景使得他的气质与想法始终距离暴力有段距离，前半生他追随国父，以一种纯粹的理想化的精神上的牺牲和奉献来经营党务和政务，后半生才勉强开始学习运用暴力军事力量去打击和镇压，然而这是违背他内心深处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乐土建设方式的。对此，西方的媒体同情中带着不耐烦，他们不会用War Lord（军阀）来形容简总统，却会用sufferer（受难者）来形容他无力控制局面的窘态。这对西方来说着实是一大损失，除了政治上的战略价值，中国一向被目为潜力无穷的市场，如今这个市场却因为战乱和分裂而无法保障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利益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他们因此迫切的期待一个更强有力的统治者，哪怕是个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