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陷阴沟（2）（1 / 1）

令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界倍感自豪的不仅是其理论有限，它的研究经验也相当有限——学者们仿若患了厌食症一般，每次只愿截取那么一小段想法和行为来研究。

与当时以实验为导向的其他心理学家一样，1975年，社会心理学家们自觉地不再将稳定的

“行为模式”作为人类行为的原因，转而关注人类的想法和行为会如何随着其所处情境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

而在这类心理学研究中，由于实验持续的时间一般只有半个小时，人们所处的

“情境”的含义也就受限于在这半个小时之内能够捕捉到什么。这些约束的原因是：实验研究旨在实现控制最大化，而有限的理论本来就会阻碍人们随意猜测发生在人脑或人体内的那些无法观察的事件。

但是，对一个有志探求人类行为根源的年轻学生来说，这些限制就成了巨大的束缚，就像一个醉汉明明在黑暗的小巷里丢了钥匙，却漫无目的地在街灯下细细寻找，只因为那里光线更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以一种近乎犯罪快感的喜悦快速浏览了兰卡斯特在书中提出的非常广博的理论观点。

那心情无异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在天主教学校里碰巧找到了一本色情杂志：大人们当然不想让我看这种东西，但它的确难以抗拒，只不过这次的背景是学术研究。

当时，我们这个学科聚焦非常狭窄，只关注我们这个特定文化领域内的个体成员，即非常具体的人工实验室环境将如何改变其社会行为中某些非常具体的方面，而兰卡斯特的进化观点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我们应该抹去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转而考虑如何将所有这些庞大的学科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种方法的深刻含义令我振奋不已，我开始抓住身边任何可能的听众，大肆吹捧兰卡斯特的书。

我的一些研究生同学和指导老师只是对我报以不自然的微笑，好像听到我极力解释自己为何加入了某个邪教一样。

但是，新近入职的助理教授埃德·萨达拉（EdwardSadalla）却对此点头称是。

萨达拉还没有读过兰卡斯特的书，但他刚刚读完另一本书——《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TheNewSynthesis）。

萨达拉认为，哈佛昆虫学家E·O·威尔逊（）写的这本主要讨论蚂蚁、狮子等除人类之外其他动物的《社会生物学》，简直就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满了关于人类行为未经检验的各种假说。

实际上，萨达拉已经就社会支配性提出了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作为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性选择过程的一部分，很多物种中的雌性会谨慎地选择雄性交配，而雄性却往往不加选择。

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雌性会选择最具社会支配性的雄性，而萨达拉感兴趣的是，女人对男人的兴趣是否同样受到社会支配性的影响。

我会在后文详细讨论这些观点。简单地说，当时我和萨达拉以及贝丝·韦尔舒尔（BethVershure）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兰卡斯特和昆虫学家E·O·威尔逊是否属于新的邪教首领，他们至少的确有一些重要发现，并且这些发现会对人类心理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尽管我们在支配性和吸引力方面的发现论点清晰、论据充实，但论文却蛰伏了十多年才得以发表。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政治正确”的大军正时刻准备着横扫学术界，且来势汹汹。我和萨达拉、韦尔舒尔认为，我们只不过是把已经以动物为对象清楚阐明的进化论概念应用于人类而已，但当我们试图发表这些科学发现时却得知，我们居然犯了思想罪。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交论文时一位关键审稿人所说：“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一个学者，我自认为有责任保护我们杂志的读者，让他们不至于在毫无警惕的情况下受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思想的毒害。”我们的发现居然如此危险，甚至连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必要受到保护，仿佛我之前一直都在阅读学术淫秽读物，终于被凯瑟琳·玛丽修女抓了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