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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像“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书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我惊醒了，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

我看拂晓的窗外，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梦中的那片桃树，长到了梦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