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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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硝烟岁月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拼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负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我想父亲的愿望是一定能实现的。

但是，鬼子来了……

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晚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一样，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把菜端上来，就受到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她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咳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母亲没敢再说话。

在家里，父亲是享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浑蛋裹进大衣里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那么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却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亏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条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就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如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避战事的时候，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陆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拼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民党的军队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在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益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多，大炮越发响了。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民党的防线，日本部队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民党的军队实行四面夹击。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11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155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15里的海岸线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到处都在飘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飘落了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

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或手拎着包裹慌乱走过，一副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了。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民党的军队顶不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哎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吗？就算从金山卫过来，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不一会儿，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囍字仍然红彤彤。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对二哥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情了。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蹦蹦跳跳地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此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

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第二章：秘密无处可藏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了一声出来了。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