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 / 1)
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
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
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
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
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
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
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
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
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
(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
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
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
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
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
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
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
,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
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
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
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
,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
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
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
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
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
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
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
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
,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
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
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
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
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
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
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
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
,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
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
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
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
,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
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
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坐牢都要结伴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
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
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
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
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
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
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
,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
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
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
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
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
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
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
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
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
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
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
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
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
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
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
,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
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
。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
。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
、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
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
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
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
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
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
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
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
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
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
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
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
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