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甲等医院确诊（1 / 1）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才发现原来公路可以修得如此高级，可以逃脱坐车的颠簸之苦。我的内心也跟着车窗外的风景变换着，不断的出现又不断的消失。忽明忽暗，一会儿绿色一会儿灰色，层出不穷的变换着，翻滚着。

到了成都，我们去了五叔家。五叔，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成都打工已十来年的光景，都可以算是半个成都人了。在成都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只好投靠他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大巴车进城的时候，车窗外城市的繁华把我看得眼花缭乱，我以为五叔就在那繁华的市区某个起眼处。没想到父亲带着我们辗转了好几路公交车，去了三环路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感觉又回到了乡下。

看到我期盼已久的出租屋时，眼前的一切让我错觉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五叔的出租屋是在家乡随处可见的砖瓦楼房，除了几百米远处一个红绿灯外，感觉不到任何城市的味道。

各种生活用品本来就快把一个几平方米的房间挤满了，还要在里面煮饭、吃饭、睡觉、休息。旁边住是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他们做铝合金生意的，玻璃和铝合金堆满了每一个角落，像田间的杂草一样，有缝就钻。整个出租屋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挤，当然还有简陋。

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姐弟俩找了钱，在大巴车上我还幻想他们住的，应该是和电视画面里有钱人住的一样，有着简约而不简单，时尚而又典雅的家居风格。于是我悄悄地把心中的不解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回答，让我似懂非懂：“傻孩子，你叔叔他们是在成都打工，不是在成都过日子，在外打工都是这样过的！我们农民工挣钱有几个容易啊！？”

第二天，因为只有五娘没上班，所以就由她带我们去托康医院。托康医院是昨天晚上叔叔姑姑们和父母商量的结果，托康力排众家。由于知识闭塞，连父亲也不知道成都最权威最好的医院是托康。

怀着即紧张又期待的心情毫不费力地到了托康，如果不是有五娘，我们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城市太大了，我们乡巴佬太渺小了！走进医院，被医院豪华大气的建筑震撼了。听姑父说这所是全世界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是中国西部疑难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看到挂号门前的人山人海的人群，我心里暗自兴奋，来到这种大医院，我有救了吧！

我们惯性地挂了骨科门诊，9点钟挂到了号，要下午四点左右才轮到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找我们要去的诊室又找得好辛苦，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被护士弄得晕头转向。护士总是不耐烦的给你手一指：“那边四楼”“那边右拐”，若你不解想再问问，她就会操着成都口音大声说：“哎呀，你好烦哟，那边，自己去找！”

那边是什么？那边有WC，有电梯，那边是住院部，那边有神经科有儿科。五娘说，这大医院她也没来过。母亲应声说，是啊，最好一辈子都别来这鬼地方。

三点半左右，我们总算找到了那间会收留我挂号的诊室。坐在过道上，等着医生叫我的名字。大医院就是比小医院更注重保护病人的隐私，诊室只留下医生病人及其家属，其他无关的人员都被关在门外。五娘说那也给医生在空间上提供了方便。

“魏莱！”，诊室里飘出了我的名字。

还算准时，半个小时后，轮到了我。诊室里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态度亲切可敬，我心里暗暗高兴——在大医院总算遇到好医生了，我的脚有救了。

当听完母亲绘声绘色地描绘完我脚的现状后，他起身看了看我那罢工的左脚和右脚大拇指。顿时皱起了眉，不过一分钟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理了理他的白大褂后，回到座位和卷发医生一样，在一张单子上画字，字迹龙飞凤舞，不知道写的什么，但“肌电图”三个字很赫然。画完放下笔对母亲问道：“这个患者是你儿吧？”

“嗯”。

“你儿换的不是什么小儿麻痹症，至于是什么，去做个肌电图检查，结果就出来了。别担心肌电图检查花不了多少钱？”医生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猛然发现，我和母亲的穿着打扮与诊室内的装潢格格不入。

“那他的病严重不？要动手术不？我们都做好了做手术的准备！”母亲对医生最后一句话不感兴趣。

“应该不会，做完肌电图检查就知道了，别担心，这么乖的一个娃娃不会有事的！”医生面带微笑回答母亲的话。

那个时候我分明看见一抹阳光还停留在诊室南面那扇洁净的玻璃窗上。

真的吗？我的病是小事吗？可以痊愈？如果痊愈了，我一定要开始我新的生活。回去后，生龙活虎的身体一定会给老师同学一个最大的惊喜；如果痊愈了，回家后，帮父母干地里的活，扮演父亲的角色，做个小男子汉；如果痊愈了，上学提饭盒，到食堂蒸饭端饭都由我一个人来做，做好一个当哥哥应该做的，丝思一个人已经包办好几年了；如果痊愈了，我就和蒲公英女孩回信，写信，续写我们的约定……

医生最后一句话，让我脑子里满是美好的构思。等我回过神来时，父亲手里拿着医生开的单子，我们四人已经走出了好医生的诊室。然而那个时候却到了医院下班的时间，只好作罢明天再来，明天后天又是周末又只好下个星期一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