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1 / 1）
] 。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 [ 注：作者在《南方》上的文章：《走向印度的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87年5月)是个例外。华盛顿官方的知情人士使他对印度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一直保持警惕。 ] 。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 [ 注：纳廷·昌达，《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6月4日，第42-44页。 ] 。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 [ 注：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Why Are We Quitting Our Territory?”)，《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 ] 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 [ 注：1993年森达尔吉在哈佛对作者的谈话。 ]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对北京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什么突破，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问题的讨论被提到较高的级别。两年后李鹏总理对拉吉夫·甘地进行了回访。就边界争端来说，这次高峰会见还是没有提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但是在幕后却取得了进展，因为在甘地的访问后，印度方面的做法有了变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员一级。变化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森达尔吉玩弄边缘政策的余波。将也许6万人的部队(有些估计认为人数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遥远、条件极为艰苦的边界沿线，给国防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对士气有破坏作用。但是单方面撤退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大部分部队，甚至对其作出有意义的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对派作为退却和投降而对政府进行攻击。如果要纠正印度的紧绷的和被歪曲了的军事态势，那就得在同中国签订一项提供相互对等的协定的掩护下进行。
接受北京40年长期有效的老建议，开展目的在于划定边界并接着联合将它们标定的谈判，在新德里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绕过尼赫鲁拒绝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某些官员好象作过论究。陆军的苦境便能得到解决；在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如果在几十年或几代人期间不予触动，最终也许在印度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认识到企图同中国达成允许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带有高度的国内政治风险，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试探性地进行处理。因此作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
1991年7-8月，中国的副外交部长齐怀远访问新德里，与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接着会见了总理V.P.辛格。在齐离开后，印度官员向外交通讯员暗通消息说，会谈取得了突破——根据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将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这一泄漏展示在9月2日的精英集团的布告栏，即各主要英文报刊上 [ 注：《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政治家报》。 ] 。这一协定并没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鲁的说法，其含意是有效放弃了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这条新闻被政治家和报界平静地接受了，甚至以满意的心情。但是事实上声称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是虚假的。
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内容是促进在边界上对抗的两军之间通讯的各种措施 [ 注：这在一年后被参加新德里会谈的中方一位成员对作者所明确确认，并后来在与北京外交部的几位官员进行的讨论时得到确认。强调了那时的现状在事实上对中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包含着与印度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贴近对峙；印度部队应先行撤退以实现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定。证明这曾是一个试探气球，1991年的报道，纯属故意编造，到1993年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才真正得到谈判，并表现在一项条约之中。 ] 。但是试探气球没有引来敌对的火力必定鼓励了散布这一消息的印度官员去坚决推进，去努力使陆军能脱离接触，并在走向边界问题解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政府的总理时得到加强；他可能感到比其紧挨的几届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因为国大党在1988年决定，印度应当在“相互利益”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中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 [ 注：苏尔吉特·曼辛格：《中印关系》，见《亚洲慨览》，1994年3月。 ] 。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触角以新的推动。到1993年6月，已与中方拟定了一个初稿。总理批准它作为预定9月高峰访问期间要在北京举行的最后讨论的基础；但在间歇期间，他和迪克西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政治领袖们说明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并解释说，达成一项协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批准，甚至从反对党方面——而且坚持在这一过程期间不要向外泄露，这次也得到遵守。 [ 注：1995年3月8日在赫尔大学与J.N.迪克西特的会见。北京坚持的一点是希望加入象征中国拒绝承认印度1975年兼并锡金的措词，而在1993年9月拉奥赴北京时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含意，印度人坚持要删去，中国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一要求。 ] 结果，在北京会谈结束后宣布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时，公众感到吃惊。
该协定三页九条。是一个示范性文本，简洁而明确。熟悉中印争端过程的人没有人在阅读它时不会联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鲁政府同意了周恩来的正是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协定的主张，该会避免了多少冲突和破坏。对印度方面来说紧要的段落，一个也可使尼赫鲁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提到实际控制线……不妨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各自立场”。 [ 注：引自来自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抄件的原文。 ]
总之，协定作了如下规定：
——双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双方严格遵守和尊重实际控制线。
——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兵力将减少至“与……友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水平……”。
——双方将建立一个加强的工作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纳拉辛哈·拉奥对政治基础的仔细准备产生了效果，在印度没有发生反对该协定的叫喊。这在实际上在不事声张中消除了尼赫鲁边界政策的两个支柱之一。
这个协定象1954年协定一样在开头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意将沿边界线的危险摩擦排除在争端之外，开拓中印缓和的道路，顺便使印度陆军得以在战略上重新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