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1 / 1）
本书作者在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到印度有一种把陆军看成是所向无敌的倾向——果阿战役助长了这种倾向——并且提到了陆军对于要他们采取匆促而又缺乏准备的行动的那种政治要求正在进行抵抗。一位同官方有密切联系的新德里的报纸编辑不赞成我的那些报道。他向我传达了一个旨在纠正那些报道的内部消息：据了解，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是“第三流的边防部队”，一旦印度军队发动进攻，他们不会构成什么问题。这个情报大概来源于马立克情报局里的占卜式的推测。这项情报也发给了第七旅，他们倒可以亲自核对它的真实性。达尔维谈到同中国部队的首次接触时说，“我必须承认，中国士兵给我的印象不错。这些人不是蹩脚的边防战士；看来他们是身体结实、穿戴暖和、装备精良、意志坚决的部队。”
然而，印度普遍感觉：克节朗河的印度军队是一支强大的、装备不错的、信心坚定的特种部队，只是由于政府过分的容忍和怯懦，才拦阻了他们去打垮蹩脚的中国部队。尼赫鲁在机场那一番话被认为是宣布让印度军队放手去干，印度正翘首期待它的军队夺回塔格拉的消息。
在其他国家，尼赫鲁的讲话也被看作是一个准备打仗的正面声明。《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卫报》(Guardian)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最后通牒。中国得出相同的结论。《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已经公然以印度政府总理的身分，正式宣布授权印度军方随时可以发动对中国的西藏地方的进攻。”社论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迫在眉睫了。”社论要“在中印边界上守卫着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百倍提高警惕，因为“印度军队随时可能执行尼赫鲁的命令，来‘清除掉’你们”。中国人也忠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吧，不要拿印度军队的生命作你的赌注了。”
中国部队当时穿着厚棉衣，他们很舒服，对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也充满着信心。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上的坚固的工事里俯瞰着下面河岸上的不幸的印度军队在挨饿受冻，无法抵御冰天雪地和优势敌军。他们必定认为北京对他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很显然，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印度发动进攻，但是它有一切理由预料到这一着。印度政府对它的意图并没有保密；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无疑地象印度本国人一样仔细阅读关于要把中国部队赶走的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新闻报道。印军在克节朗地区所作的部署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守住桥梁是为了要过河，并企图在河的北岸建立居高临下的阵地，以便在最后发动进攻时掩护自己的部队。假如印度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他们的主要阵地就应设在他们后面的山脊上，在那上面可以组织有效的火力网阻止中国部队过河，而且他们会把桥梁炸毁，象中国部队已经炸掉过几座那样。中国情报机关看来已经听到里窝那作战行动要在十月十日开始的风声。十月八日，北京外交部召见苏联代办，告诉他印度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中国方面讲，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中国大使说，苏联政府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而且说，如果中国受到进攻，中国进行反击是自然的事。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在准备发动进攻时使用了俄国的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这种情况损害了中国边防部队对中苏友好的感情。
北京认为，印度十月六日的照会“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之门”，因为印度坚持在会晤之前，中国部队必须从塔格拉山脊撤回，而且即使进行会晤，双方的讨论也只能涉及中国部队从西段印度提出要求的领土上撤退的方式问题。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最强烈、最明确地警告印度：如果印度坚持其前进政策，中国将进行报复；然而印度对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或者顶了回去，印度军队仍继续步步进逼。早在七月，中国就断定印度政府把中国未对其前进政策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当成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中国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尽管不断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并调动部队，但并没有进攻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于是新德里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进一步肯定了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这也鼓励了印度政府把前进政策坚持下去。
印度不但漠视中国要它在西段停止逐步推进的一切警告，而且在六月里建立了多拉哨所，看来是把他们在西段采取过的同样战术开始运用于东段，去占据它所要求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区。而现在印度陆军又准备在中国部队对建立多拉哨所作出了反应的地方，向他们发动进攻。印度十月十日在僧崇的第一次进攻，被中国部队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不过中国方面伤亡也不少。印度方面没有从这次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企图在准备就绪后立即发动新的进攻，这已由尼赫鲁本人公开地加以证实；而沿克节朗河的部队仍然摆开进攻的阵势，并且还得到了增援，表明尼赫鲁的讲话并非虚张声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该怎么办呢？ [ 注：除了公开发表的文件声明之外，本书作者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关于中国的想法或中国是如何制订政策的材料。那些公开的文件声明以及本书前面讲到的关于中印争吵的演变，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础。下面的一节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推论。 ] 中国可以坚持一贯奉行的政策，威胁使用武力以阻止印度的前进行动；如果不能奏效，就以局部性的行动作出强烈反应。毫无疑问，在西段，如果印度的哨所或巡逻队同中国部队交锋，印度部队就会被歼或是被俘；在塔格拉地区，中国的阵地很坚固，很容易得到支援，印度军队在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发动的进攻，会被挫败和击退。中国在坚守阵地顶住印度军事压力的同时，可以继续设法劝说印度，使印度认识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唯一的途径，并且可以设法使其他国家深信中国的立场是合理的；如果在边界上发生冲突，那是印度的行为造成的。可是，事到如今，北京有理由怀疑执行这种政策是否划得来。印度态度的好转看来是谈不到的。在争端开始时，北京就说，“决不认为，那些并无恶意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误解……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如果真是在侵略和威胁印度或其他国家，否认一万次也不能改变事实；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有一万个宣传机器在全世界宣传中国的‘侵略’和‘威胁’，也只能使那些宣传家自己丧失信用。”然而，这种期望落空了。西方国家当然是支持印度的，可是苏联还有大多数兄弟党也同情印度，许多亚非国家看来也倾向印度方面。情况证明，比起中国来，印度更易令人置信。因此，在中印边界上不断发生小的冲突，而印度又无休止地指责中国挑起事端，进行侵略，那只能更加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印度早在大做文章，指控中国使用暴力；如果让大家知道中国果真使用暴力会发生些什么事——人们对中国除了反感(假使真有什么反感的话)之外，还可能对中国有所尊重——这倒也不无好处。
边界局势无限期地拖下去，在军事上对中国也是有害的。印度的压力虽然在事到临头时是容易抵挡的，然而这种压力还是使中印边界全线的广大地区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部队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后勤方面的负担很重，并且使维持西藏治安的问题复杂化。使部队长期保持防御的态势，只有当印度在其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挑战时才作出反应，这在任何一个战略家看来都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样做也必然是背离毛泽东的军事学说的。 [ 注：有些关于边境争端的叙述，虽然最强烈地批评中国，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军队与其在印度陆军按照它的打法进行蚕食面前被迫采取守势来保护中国的哨所，还不如按照他们自己的打法在全线发动总攻势”。 ] 再者，虽然当前印度军队很脆弱，但也许不会总是如此。美国有多余的武器。长期以来，华盛顿就在拉拢印度，印度也早已靠上去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认为中国不能再让当时的局面拖下去的那种主张显得更有道理了。难道说舍此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供选择吗？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争端，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印度的条件完全无法接受，这样做将意味着低声下气地屈服于压力，而已经在革命中“站起来了”的中国是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干的。“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因此，另一个做法就是对印度的挑战进行一次反击，这一反击要很强大、很坚决，足以终止印度的挑战。
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在于一劳永逸地证明，印度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以便按照它的条件来解决争端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从而就可以把印度带到谈判桌上来。万一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能使印度在同意进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之前承认现状应予以保持，那也就行了。
看来，上述的利害权衡，使北京的决策者转而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这些因素也许可以用来证实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西方有一种看法，这在美国特别流行——中国认为它应当“打击印度气焰，从而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强使印度进行扩充军备，从而阻挠印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