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1 / 1）
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 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 ] 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