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1 / 1）

在此以前，双方应该遵守边界现状，对于具体的零星地点的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

他说，中国曾经期望，因为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本来应当对中印边界问题抱有一致的看法，“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力图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周恩来最后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他说印度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

新德里认为这封信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提出了要求——根据尼赫鲁的说法，“要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接受这项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如果说印度方面对这封信理解错了——有证据说明它是理解错了——中国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周恩来以前保证过，一旦举行谈判时，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在这封信里，上述保证几乎看不到了，它缩小为解决边界问题时应当以“当前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的提法。他还大大夸张了西藏/中国过去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落地带的范围。事实上，西藏/中国过去除在达旺地区以外，对该地区的某些较大的山谷仅进入几英里之远，但周恩来现在说中国的行政管辖达到了整个部落地带。这种说法，同印度主张麦克马洪线只不过是使以前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边界线”合法化的说法一样，也是带有倾向性的。可以看出，双方此刻都坚持把事实上是一片无人地带说成是一直处于它自己的管辖之下。

在新德里看来，周恩来的信件，如尼赫鲁不久后所讲的，是等于“[中国人]对一个想同他们友好的国家确实不讲信用”。但是如果对这封信加以分析，联系到写这封信前后中国发表的多次声明，联系到写这封信时北京方面对中印关系的状况的看法，说明周恩来的本意也许是表示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写这封信的时候，由于西藏叛乱以及印度同情叛乱分子的叫嚣已经使中印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北京怀疑印度已经从同情进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乱分子，容许他们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庇护所窜回西藏进行袭击，并且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特务在噶伦堡自由活动，偷运破坏分子、武器弹药进入西藏。当时在印度爆发了强烈的反华情绪，甚至有人号召进行战争。尼赫鲁虽然在此以前大体上维持他的友好的、平静的语调，但也公开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当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刚刚在一个山区避暑胜地住下时，尼赫鲁马上就去拜访他，大肆宣传，以表示对他的同情。这就很清楚，印度将不再遵守它不让达赖喇嘛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达赖喇嘛在六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关于边界问题，尼赫鲁不但排除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对一块切断了新疆和西藏间唯一的陆路交通线的领土提出了断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麦克马洪线和西段，印度军队都在向前推进：在兼则马尼、朗久和塔马顿三地，越过了地图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逻部队于七月间为中国所捕获(那时空喀山口事件尚未发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从北京的观点来看，似乎已足够说明周恩来为什么要使用冷淡和指责的语调。他说印度力图“把它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要求强加于中国”。这种推断并没有错，虽然尼赫鲁一定会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实际上印度正是这样干的，而且它还要继续干下去。

但是周恩来也重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说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能够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拒绝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实质上说话留有余地：他问道，中国怎么能够同意“被强迫”接受这样一条非法的边界线呢？——仔细体会，它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如果不加以强迫的话，中国就可能接受这条线，不管它非法与否。在以前的会谈中，周恩来自然亲口向尼赫鲁保证过，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线将会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却没有心思研究周恩来信件中字里行间的含意，而只是从中找到证据，说明印度不能不应付如尼赫鲁所说的“一个强大而又是侵略的国家”。

尼赫鲁照此写了回信。他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他长篇大论地辩解说，印度所要求的边界线“一直是历史形成的边界”，边界的每一段都已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他接着说，“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划定”——这显然是证实他几天以前在议会里承认西段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说法，但是，接着他又说：“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这就是示意他所说的“划界”就意味着“标界”。这样一来，尼赫鲁实际上勾消了他所承认的西段边界的未确定性，并恢复了他以前的立场——即边界线的全线都已确定；印度说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在国内，尼赫鲁就说人家过去对他的话“断章取义”，从而收回他承认过的话，并宣称“不论是东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边界都不是未确定的。”)

印度给北京的一连串的外交照会中以及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论点。这些论点应用于东段和西段这两个主要的争议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就麦克马洪线而论，印度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个论点：产生这条线的是英国和西藏之间的换文，“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英藏换文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印度为了维护这个论点，就干脆把中国并没有参加英藏之间的秘密换文这个中心问题一笔勾销，并且无视中国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后一直明确拒绝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的和所有诸如此类的协议的事实。不但中国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员和历史学家们，无疑还有尼赫鲁本人，都同样清楚，印度的说法歪曲了西姆拉会议的实际情况。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认定，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会危及印度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印度预料到不管中国事先作出什么样的暗示，在这样一种边界谈判中，中国将提出大幅度的恢复失地的要求；还由于印度认为同中国达成任何边界妥协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将标志着印度不得不从原有立场后退，那样一来，将把印度降到亚洲的二等国地位。但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于是印度就据此进行争辩。当然，印度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而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而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印之间争论的发展。

印度论据的第二道防线是声称麦克马洪线从来不是一条新的边界线，它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按照印度的说法，这条早已存在的边界的确十分古老；他们声称这条线“和它现在的位置大致一样，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印度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找根据，就引证《奥义书》(Upanishads)、《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Ramayana) [ 译者注：《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论丛之一，吠陀圣典的一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 和印度文学的典籍。印度对中国说，多少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山的天险就是印度精神的奋斗所向”。这一套论调在印度人听起来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鲁也经常提到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并把它看作边界争端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却不起作用。他们说，“神话故事不能引用来作为印度对于边界要求的根据。” [ 注：印度从印度经典著作里寻找根据，连篇累牍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们望而生畏，除非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东西也具有渊博的知识。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尔德(A.R.Field)教授在仔细研究了印度这方面的论据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政府坚持主张“为多年传统和习惯所肯定的古老的证据，可以作为边界的基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印度的这种论据似乎同寇松说的下述情况相似，就是“一种所谓天然的疆界……亦即各个国家由于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时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应当是属于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的兴亡的原因”。 ]

印度为了证明中印边界已经是“确定下来了，没有必要进一步或正式划定”而搜集的大量论点，是以顽固的讼师的手法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