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1 / 1）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二十世魢初，缩语已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这种缩语在极権国家和极権组织中最突出。例子有这样一些词：“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鼓”）等。在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联合”）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共产国际”）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它指的东西几乎像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而且目的也一样有限。“Comintern”一词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来，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需要至少暂时想一想。同样，“Minitrue”一词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称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在新话中，除了词义确切以外，悦耳动听是超乎其他一切考虑的重要因素。必要时语法规则往往为之牺牲。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能够很快地说出来，而在说话的人的心中引起的回声达到最低限度。B类词汇甚至因为它们几乎全部相像而得势。这些词汇——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等都是只有两三个音节的词，重音平均分配给前后两个音节。这些词汇的使用带来了一种机械单调的说话腔调。目的就是使得说话尽可能脱离意识，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上不是中性的任何问题的说话。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上，说话之前无疑是需要思索一下的，但是在要求党员对某件事发表政治或道德见解时，他就应该能够像机关牄喷射子弹一样发出正确的看法来。他训练有素，又有新话做他的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词语的组成又是声粗气壮，十分难听，符合英社精神，就更有帮助了。

能够选择的用词范围又小，也很有帮助。与我们的语言相对而言，新话词汇量很少，而减少词汇量的方法又不断地在出现。新话与其他语言的区别就是它的词汇量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每减少一些就是一场收获，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也越小。最终是希望喉咙发出声音说话而不劳脑细胞操心。在新话的“duckspeak”一词中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般叫”。“duckspeak”像B类词汇中其他的词一样意义含混。如果发表的是正统意见，那就是赞扬。如《报士晤泰》提到党的一个演说家是个“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就是极大的恭维。

C类词汇。

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的补充，完全是科学和技术名词。它们同今天使用的科学名词相似，用同一词根组成，但定义极其严格，不含任何不合适的旁义。它们的语法规则与其他两类一样。在日常谈话或政治演说中很少应用C类词汇。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可以在本专业的词汇表中找到他们需要的词，但其他词汇表上的词他很少应用。只有极少数的词在所有表中都共有，并没有任何词汇可以表达科学工作的思想习惯或思想方法的功能，不论它的具体部门是什么。甚至没有“科学”一词，因为“英社”一词已充分包括了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不正统思想若超越了很低的一个层次是根本无法表达的。当然有可能说出一种非常粗糙的异端邪说，例如说“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但这话在正统的耳朵听来仅仅表达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无法论证，因为没有必要的论证的词汇。与“英社”敌对的思想只能具有一种含糊的无言形态，只能用十分笼统的名词来说明，而这些笼统的名词加在一起不用解释就能否定整批整批的异端邪说。说实在的，你只有把有些词非法地译成老话才能把新话用于非正统目的。例如，“All mans are equal”（“人皆平等”）在新话中可能构成，但只有用于老话中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皆红发”）同样的意义中。它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表达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合事实的话，即人人都是同样的高矮、体重或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旁义已从“equal”（“平等”）的含义中排除。在1984年，老话仍是正常的交流手段，理论上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在使用新话时你可能记得它们的原来含义。在实践中，任何有“doublethink”（“双重思想”）训练的人不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两代以后，甚至这样的失误的可能性也会消失。以新话为其唯一语言而教养成人的人不会知道“平等”曾经有过“政治平等”的旁义，或者“自由”曾是“思想自由”的意思，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象棋的人会知道“后”和“车”的旁义一样。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他无力犯下的，因为这些罪行和错误是没有名词的，因此是无法想像的。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明显——它的词汇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应用不当的可能越来越减少。

在老话完全被取代以后，同过去的最后?系联?就会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过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传，没有彻底检查，只要保持老话的知识仍能阅读。但到将来即使这种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很难翻译了。很难把任何一段老话译成新话，除非它说的是技术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有正统化（新话应是“goodthinkful”）的倾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致在1960年以前写的书是无法完整地译成新话的。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即不仅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例如《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创建了府政，证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任何府政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组织新府政……

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包括：“crimethink”。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府政的颂词。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五○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