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1）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于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3月13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

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