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1 / 1）

范滂被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这次残酷的政治迫害过后，“党人”横死狱中的多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党人”，天下豪杰名士又有许多人名列“党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以记录和总结东汉历史而著名的史学家范晔曾经为“党锢之祸”发表过这样的感叹：李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行”以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啊!

“党锢之祸”，严格说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党人”一旦恢复政治生命，就立即和当权的宦官相互联合，一同来镇压起义的农民了。

这当然是由阶级关系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一、政坛“铜臭”

汉灵帝执政的时候，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

汉灵帝曾经公开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

一时宦官得志，无所顾忌。有的当权宦官，管理家事的私奴可以交通权贵，收受贿赂，在朝廷兴风作浪；其布列于地方的亲戚也往往贪棼残酷，为害一方；其担任州郡地方行政长官的宾客同样暴敛钱财，侵掠百姓。

汉灵帝本人生活也极端奢侈荒淫，后宫彩女多至数干余人，衣食之费，每天竟高达数千金。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甚至设西邸，公开出卖官职。官职以级别不同，各有价格，又私下授意，就连公卿这样的高位也可以出卖，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其他的官位，二干石的官职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四百万钱。而通过正常方式荐举者，要取得实职，也需要缴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数额．

汉灵帝公开卖官，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丑闻。

大官僚崔烈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廷尉升任司徒，竟然也是入钱五百万而得到这一职位的。

朝会那一天，汉灵帝竟然对身边亲幸者说，后悔当时没有抬高一点价格，否则本来是可以卖到一千万的。

崔烈出身于“世有美才”的“儒家文林”，当时“有重名于北州”，从此以后则声誉衰减。他内心不能自安，曾经问其子崔钧：我现在位居三公，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没有说不应当为三公的；但是，现今果然登三公位，而天下失望。崔烈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崔钧只得回答道：“论者嫌其铜臭。”

地方政权的黑暗也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把握地方大权的官员，多怠于行政，而精于逐利，往往违背法律，专纵私情，残害民众，小民百姓虽然内心怨愤却无所诉说。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成为惯习。崔寔在《政论》中所揭露的“政令垢玩，上下怠懈”，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机器已经被腐败风气全面锈蚀的真实情形。

地方官吏为了应付考绩，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使更为沉重的赋税负担被强加于民众的肩上，于是迫使大批农民流亡他乡。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信仰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可以比正统文化更为广泛深刻。

在社会酝酿和发生动乱的时期，这种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发民众心理的冲动，激荡起狂热的社会风潮。

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关东民众哄言转送“西王母筹”，民众惊走，手持一支草茎禾秆，相互传递。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体人数甚至上千。他们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闯关，有的越墙进入，有的乘车骑奔驰，有的利用驿传系统急行，经历二十六郡国，闯关向京师行进。到京师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集会举行礼祠西王母的仪式，有人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互惊吓。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迷信为意识基础，以礼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l07年)十一月，又曾经发生性质很可能与汉哀帝时流民行西王母诏筹而惊走的事件相类似所谓“民讹言相惊”，以致司隶、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东汉末年的类似情形，则可以表明民间秘密宗教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的流民暴动往往被称为“妖贼”。

如《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扬州六郡“妖贼”掌河等侵扰四十九县，杀伤地方官吏。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

《后汉书·臧洪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

对于后来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有“伪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或称之为“妖民”、“妖贼”，又称之为“妖寇”。

这里所谓“妖”，是对非正统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诬蔑性称谓。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曾经利用过的《太平清领书》，也被指斥为“妖妄不经”。

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表现出组织严密、发动迅速、影响阔远、斗志坚强等特点，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这里所说的“大道”，取义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语汇，然而所尊奉的，已经是神化的老子。

后来的原始道教及其所发动的起义，仍然使用“大道”一称。所谓“大道”，不但是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实体的名称，而且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曾经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宗教实体还有其他流行的名称，比如“天师道”和“太平道”。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袖张角宣传鼓动和组织联络部众的形式，据说包括使用符水咒说治疗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从。张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为形式，地下联络，扩大宣传，十余年间，徒众多达数十万。

关于张角等人团结和组织民众的策略，也有“执左道”，“托有神灵”等说法。显然，借用巫术的神秘主义功用，确实是黄巾起义发动民众的方式之一。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之乱，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带了黄帽子造反。汉朝人称帽子，叫“巾”。

为什么要戴黄帽子呢?因为他们的领袖张氏兄弟告诉他们，说天要变颜色了，苍天要消失了，而黄色的天要出来，只有加入黄巾道，头戴黄巾，才能免于灾难。这一种借宗教以纠结民众，引上政治革命之途的办法，与洪秀全之组织拜上帝会，如出

一辙。

老百姓何以能相信苍天将死，或苍天已死呢？因为一百年以来，老百姓不曾有过好日子，叫天天不应，俗传石达开有两句诗：“只缘苍天徒聩聩，莫凭赤手拯元元”。这两句诗虽未必是石达开所作，然而认苍天为聩聩，正如张氏兄弟及汉末老百姓的看法一样。

到处是贪官污吏，又加上水旱连年。尤其是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受害最深，真是有苦无处诉，早就想铤而走险了。直鲁豫三省交界的所在，不仅在汉朝末年为黄巾的大本营，在唐朝也出过黄巢，在宋朝出过宋江。

可惜张氏兄弟过于浅薄，不足以担负领导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