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吕诲参了王安石十大罪状（1 / 1）
吕诲在和司马光谈到弹劾王安石时，弹文就装在袖内。他原本是想送通进银台司的，后来又想请旨入对，直接把弹文交给赵顼。再一转念，明天是朝会，何不于文武大臣齐集文德殿时当众弹劾王安石？如果有同僚跟着上章，就不怕王安石不倒！
其实，吕诲在五月底才任御史中丞，至今尚不满半月。自赵顼临御至今，御史中丞已换了五任。第一任是蒋之奇，参欧阳修后被黜；第二任是王陶，参韩琦而被黜；第三任是司马光，不几天又改任翰林学士；第四任是滕甫，到任不久便出知郓州；滕甫之后便是吕诲。吕诲和王安石并没有私怨，他是出于忠直老臣的社稷之忧。这或许是一种政治敏感，一种对王安石秉性行事的了解。他和唐介、韩琦都曾直截了当的对赵顼说过，王安石不宜进中书。果不其然，王安石一任参知政事，政事便多所更张。唐介在中书，王安石还不能为所欲为，唐介一死，满朝文武便无人能阻止王安石了。这也使吕诲不能释怀。当唐介突然病倒，抬回家后，他第一个去探望。但唐介已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两滴泪珠，从眼角滚落。这时他便觉得，他不能沉默了。
吕诲的家也在汴河北岸。因引水入园，凿池植莲，环境也颇清雅。临水建阁，客厅便设在水阁上。时值盛夏，面对碧波潋滟，好风如扇，邀二、三友，或煮酒论文，赋诗联句，是何等的风雅？或香茗一盏，奇书一卷，左侍妾，右美婢，又是何等的自在？不过，此刻的吕诲，可没有这份雅兴，也没有这份自在。他正在王安石二十余年仕途经历中反复搜寻，希望能尽可能多的找出可以称之为奸邪的证据。王安石俭廉自守，天下皆知。在贪、凟两字上，做不了文章。尽管如此，吕诲也能罗列出王安石十大罪状，不过，是否能参倒王安石，也殊无把握。
当晨曦刚刚描出了文德殿庄严的轮廓，晓风还在轻抚梦中的宫城时，文德殿前已经响起了压低了的人声和什么器具的撞击声。接着，宣德门外传来了马蹄得得声和轿夫轻轻的吆喝声。这人声，又渐渐的流入了待漏院。稍顷，一群群顶冠、着袍、束带、抱笏的朝官们，神态肃穆的走进文德殿正衙排班。辰正，文德殿内外又归于寂静。这时，朝阳正映得文德殿辉煌瑰丽。赵顼乘辇到文德殿后，然后是进殿、升榻、鸣鞭、卷帘、焚香，文武百官按班行礼如仪。这仪式十分繁复，宰臣致辞，不过如“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时祉，与天无穷，臣等无任欢呼抃蹈之至”之类套话。入见仪式结束，将要鸣鞭放班时，吕诲出班高奏：“臣有本启奏，臣有本参劾王安石！”
犹如惊雷一震，万籁俱寂。少顷，如风过树梢，秋叶絮语，接着成了夏夜蚊雷。原本等着退班的众臣的眼睛，齐刷刷的投向了吕诲。一静之后，纷纷议论。吕诲这一举措，除司马光、王安石和吕惠卿外，都感到意外和吃惊。赵顼望着吕诲，仿佛是没有听清，或者说听倒是听清了，只是有点不解，吕诲为什么没有采取入宫面君的方式弹奏。这也是瞬间的事，赵顼一怔之后，随即说道：“奏来。”
吕诲亢声奏道：“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真正的出语惊人！吕诲语声朗朗，一字一顿，字字如重锤击出。他略停一停，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又下意识的看了赵顼一眼，见赵顼双目炯炯看着自己，便又躬身读了下去。“……臣略举十事：安石向在嘉佑中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入谢，倨傲不从，迄英庙朝，不修臣节。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二也。安石侍迩英，乃欲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安石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一士，首称弟安国之才，朝庭比第一人推恩，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遂罗中伤。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党，六也。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或闻。专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而死。自是畏惮者众，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陵轹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不容诛，而安石数进危言以惑圣听。朋奸附下，九也。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与枢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且安石初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者，必斯人也……”
曲终奏“雅”，最后“误天下者，必斯人也”八个字，吕诲几乎是喊出来的。这八个字，出于吕诲之口，如惊雷余声，在文德殿里隆隆响着。又化作利刃飞矢，在众人头上翻腾飞午之后，纷纷向王安石击去。
吕诲奏毕，双手捧着奏章，侍驾的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若水取了呈于御案之上。此时众大臣的眼睛齐刷刷的看着赵顼，如果赵顼嘴里说出“准奏”两字，王安石便要离开中书，自然，条例司随着撤销。别人犹可，吕惠卿的一颗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他期待着赵顼开口说话，又怕听到赵顼说话：赵顼的话不仅决定王安石的命运，也决定着他的命运。
初听吕诲弹奏，赵顼也颇感到惊诧，越听越觉得吕诲言过其实。吕诲所说的王安石的第一罪状，也就是吴奎和曾公亮说过的王安石争刑名不当一事，赵顼曾说过王安石并无不当，曾公亮听了还很得意。第二条罪状说王安石“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殿侍从之乐”，赵顼听了心里反感到很受用：有汤、武才有伊、吕嘛！说到阿云一案，去年七月和今年二月已两次下诏，行按问新法，为罪犯开千古自新之门，吕诲至今还在反对，还作为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他甚至有点恼怒。其实，始作俑者还是许遵。以下几条，别说罪状，甚至连过失都称不上。赵顼脑子里在思考，也在擘画。他的目光从众大臣的脸上徐徐扫过，最后停留在王安石的脸上。今天吕诲言词之激烈，王安石始料不及。似乎也不能说深文周纳，不能说构陷，因为吕诲说的都是事实，不过有所曲解。譬如弟弟王安国，明明是韩绛举荐的，赵顼推恩，自己虽坚辞而没有能辞掉，如何算是一大罪状了？章辟光事，说是朋奸附下，更是好笑！此辈芸芸厕立于朝堂，不能虑始，只能乐成，有何必要出言分辩？想到这里，王安石心里便觉坦然。赵顼见王安石不怒不躁，一如以往的立于朝班之中，没有分辩的意思，反倒想说几句。他略一沉吟，忽然得了一个主意。他的目光又一次从众大臣的脸上掠过，嘴里徐徐问道：“卿等都去过文宣王庙吧？还记得庙里的座位是怎样排的吗？”
赵顼这句话一出口，王安石在心里先喊一声“妙极”！曾公亮面带微笑，用手轻轻捋了一下胡子；苏轼、苏辙兄弟互相对看一眼，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连同吕诲，则一个个面面相觑；吕惠卿已是左顾右盼，满面喜色。
原来，孔庙之中，本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坐祀于庙堂之上。后来颜渊配享，曾子升堂，居子夏之次，算是补缺。颜渊的父亲路，曾子的父亲点，仍在廊下从祀之列。这样一来，孔庙座次排列上，成了子处父上。“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这话又怎么说？孟子配食与颜渊并坐，而孟子之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反在下，于礼于义，作何解释？今日朝堂之上的济济众臣，哪个不是学富五车，腹笥盈库？经赵顼一问，谁不知道，就在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祖宗庙里，座次就“非礼”了！赵顼笑问道：“你们谁能把孔庙座次重新排过？”话才出口，文德殿里已是一片嗡嗡声，却无人大声应诺。赵顼又是一笑，说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以手，权也。礼无所权，孔子不为也，卿等如何胶柱鼓瑟？”说到这里，赵顼问道：“许遵在不在？”
许遵连忙出班奏道：“臣许遵在。”
赵顼问道：“祖宗所定刑法曾有否增删？”
许遵答道：“我朝建隆初年，新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一百零六条；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又增一倍，到咸平中增至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后又大删，十只存一、二。咸平年间制《仪制令》，大中祥符年间制《农田敕》，嘉佑年间制《禄令》、《驿令》。自庆历四年到嘉佑二年，大辟增六十条，流增五十条，徒增六十一条，杖增七十三条，笞增三十八条……”
许遵对刑律之熟，满朝文武，无人能出其右，但赵顼不让他背下去了。赵顼说道：“既然祖宗能增删，朕增一条案问自举有何不可？给罪犯以自新之路，如何便是挟情坏法？”
听到这里，吕诲明白了，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也明白了，吕诲参劾王安石的事，都被赵顼拉到了自己身上！
赵顼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对张茂则说道：“弹文还给吕中丞，退朝！”
赵顼刚从龙床上站起来，司礼太监还未吆喝出“退朝”两字，一个清亮的声音从文德殿中响起：“臣有事启奏！”接着响起一阵朝靴踏地的橐橐声，一位官员从班后走到赵顼的龙床前，先深深一揖，然后躬身奏道：“臣吕惠卿有事启奏。”
随着吕惠卿的话音，文德殿里响起了一片嗡嗡声。今天朝会，因吕诲上本，已耽搁了大半个时辰。时已近午，年轻点的，肚子里早唱起了“空城计”；年老的如曾公亮一类人，已站得腰酸腿痛；更有几个尿急的，正憋得难受。时值盛夏，尽管文德殿高大宏敞，仍觉暑热耐受。更何况朝会人多，时间一长，空气中便增加了不少汗臭屁臭。众人正不耐烦，急着退朝。一听吕惠卿还有话说，众人既不满，又无奈，只拿眼睛看赵顼，希望从赵顼的嘴里蹦出退朝两字。
吕惠卿有事启奏，却是临时想起的。吕诲上本而赵顼不准，可以说是王安石和制置条例司的胜利，他吕惠卿自然是与有荣也。吕诲罗列的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固然似是而非，真正涉及变法的，还没有一条。但既然说到制置条例司的不是，王安石不宜辩解，他吕惠卿可不能沉默了。他想借朝会上吕诲上本失败的机会，公开倡议变法，在“变”与“不变”上争论一番。又因王安石每有举措，均先在条例司内反复论难，十分把稳，他也想在王安石背上推一把。
赵顼见是吕惠卿奏事，说道：“奏来。”
吕惠卿朗声说道：“陛下朝乾夕惕，冀伸尧舜之道。制置条例司掌邦画计，更张政事，求强国富民之策。流俗辈造语中伤，危言以惑圣听，其心可诛。臣以为，变法何朝没有？譬如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有数年一变的，如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有一世一变的，如‘刑罚世轻、世重’。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有虽百世不变的，如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流俗辈岂有不知？”
吕惠卿语声朗朗，语气犀利，议论变法，举证确凿。但两句“流俗辈”把司马光激怒了。他出班向赵顼一揖，立即接口说道：“‘布法象魏’是布的旧法，如何是变？诸候有变礼易乐的，王巡狩则诛。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何变之有？譬如汉初之治，便是因为皆守萧何之法，虽庸人也知。”
吕惠卿见司马光出班与自己论难，精神亢奋起来。他下意识的看了王安石一眼，立即反驳：“萧何约法三章，其后为九章，自己先改了。惠帝废挟书律、三族令，文帝又废诽谤、妖言，废秘祝法，景帝继承惠、文二帝，如何是守萧何之法？”
司马光说道：“法变，所以汉亡。三代之法，可传之万世。如天复地载，日月运行，何以曰变？宰相当以道佐人君，制置条例，乃胥吏所为，设之中书，甚为不类。”
继吕诲上本，吕惠卿奏事，到司马光论辩，都是出人意表。王安石本不想多言，因司马光说到“宰相当以道佐人君”句，是在批评自己，也就不得不开口了。他出班说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三代之法，尚不能传一代，如何能传万代？君子当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说到这里，略停一停，看了司马光一眼，接着说道：“我朝享国百年，宰相坐而论道，政府不问财利，弄得‘府库空竭，闾阎愁困’。所谓‘条例乃胥吏所为’，胥吏即能富国，要宰相何用？”
赵顼年轻好事，听司马光和吕惠卿唇枪舌剑的争辩，听得眉飞色舞。就变法与不变法而言，因与王安石深谈过几次，一心想借变法中兴，但他是谁有理就听谁的。现在听吕惠卿说的有理，听司马光说的也有理，皱着眉头边听边想，正拿不准谁对谁错。王安石一开口，听得赵顼连连点头。“三代之法，可行万世”这句话，司马光曾对赵顼说过，今天是第二次说了。可是，正如王安石说的，“一代尚不能传，何以传万世？”司马光的话近于强词夺理了。只听王安石又说道：“其实天、地、日、月也变：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是小变也；日月之蚀，地震海啸，是中变也；陵夷谷换，沧海桑田，是大变也。天地万物，非不变也，是不知耳！”
赵顼不觉脱口说道：“安石言之有理。”
这时，苏轼忍不住高声说道：“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其效茫如捕风……”苏轼文章好，辩才也甚了得。他言词清蔼，抑扬顿挫，姿态俯仰流连，真有骑龙白云之概。几句话一出口，听者便知道他是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了。只听苏轼接着说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近利而贪富强！”*
赵顼仿佛听到有人轻声咕噜了一句：“放屁！”随即是一声压抑了的低笑。赵顼暗暗皱起了眉头，他对苏轼之言不以为然。因想自己自登基以来，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所为何来？为了寻求富民强国之策。苏轼不仅出语批评了条例司，也批评了他“急功近利而贪富强。”莫不是富民强国也错了？
苏轼的话音一落，吕惠卿立即反驳：“苏轼之言大谬！不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便是富民强国。
吕惠卿今天挑起了争端，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继参与辩论，司马光的意见遭到了驳正，这正合了吕惠卿的心意。苏轼一开口，吕惠卿便跃跃欲试，有心要压倒苏轼。苏轼原本对吕惠卿没有好感，苏辙在条例司，回家也曾说起过吕惠卿屡屡欲与他为难。现在见吕惠卿以“子贡问政”来反驳自己，冷笑一声说道：“吕大人何不再背下去？”不等吕惠卿开口，苏轼接着说道，“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民死，民无信不立。’不知吕大人有何话说？”
孔子说的“民无信不立”本也不错，但是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信？”子贡问政时有意把兵、食、信三者关系绝对化，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不能因此而只要“信”，不要“食”和“兵”；只要所谓的道德而不要民富国强。
这时司马光说道：“臣闻董仲舒有言，曰‘正其道而不谋其利，修其理而不计其功……’”
不等司马光再说下去，章惇一声断喝：“放屁！孝亲而不思得亲之欢何为孝？事君而不欲求君之获何为忠？射而不求中的何为射？食而不欲充饥何为食？事不求可，将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将任其不成乎？司马光何出此迂腐之言？”
章惇的声音很高，简直就是在大声呵斥。众人熟知董仲舒之言，却也觉得章惇驳得的当。岂但的当，简直是淋漓尽致。董仲舒是汉武帝时的硕儒，便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司马光在引述了董仲舒的两句话后，本欲展开论述的，是要在继苏轼之后作一皇皇大论，要义是一个“义”字，求义而不求利，这也是改革派和反对者的根本分岐所在。不想才说了两句，便被章惇打断了。章惇是什么人？持才傲物，眼高于顶。眼中只有王安石、苏轼两人，最是看不惯也看不起司马光，故有不逊之言。司马光和拥戴司马光的诸如范镇、文彦博诸人一时竟无从反驳。
争论到这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算是占了上风。此时赵顼站了起来，摆摆手说道：“别争了，此亦是理，彼亦是理，不必各执一端。”说到这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民穷国弱，屈膝事外夷，朕这个皇帝做着也没趣！”随即又提高了声音说道，“朕今收天下遗利，以瞻军国，以济困穷，卿等应为国家度长絜大，剖烦柝滞，何必专守绳墨？”他看了张茂则一眼，张茂则随即一声吆喝：“退朝！”
*苏轼的这段话见于苏轼于熙宁二年十二月上的七千言疏中。（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出版本第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