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失落的“天之骄子”（5）（1 / 1）
谁还能记得十来岁时的事？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十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地犁田耕作、一样地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情况下念书似乎已不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人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什么条件他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三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三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上大学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事，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三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青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甘心这样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青春的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女大学生报》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他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的沉重！
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搂。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
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极其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她的衣服给扒光了，她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三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跟司机横说竖说还要帮助人家干活才能上得了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三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做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就连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团委机关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这些经历。她说我是惟一知道她“阴暗面”的人……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地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顶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牙牙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甚至毁灭人类的如火山岩浆般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做“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