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千里打工、乞讨为求大学“入门券”（1）（1 / 1）
4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来了该校96级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
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海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神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座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19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学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
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六口人，种四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油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活，就是到外地打工。我六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家里干活。八岁时我就能挑水、打猪草，十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十二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既收割，又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四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四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是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后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走街串巷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真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而且，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辛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
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德仍算是幸运者。
苏州是我的老家，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三四十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金科状元，因此这儿的父老乡亲们对读书人一直极为敬重。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被一些出于无奈的“今日状元”所看中，我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讨钱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当地比较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便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讨书”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4000多元的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嘀嘀”走动的闹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同学，让你委屈了。”屋里又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非常和蔼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某大学取得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更加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1200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通”一声，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早已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