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 / 1）
他专注于此，撰写的速度很快，但同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关于杰文斯 1870－1871年冬突然转而写作《理论》的缘由，他的儿子H．S．杰文斯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理论》1911年第4版前言中说：“ 根据我父亲的一本手稿附记，我十分幸运地发现，如果不是因为 1868年到1870年出现了弗列明·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话，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能推迟到 1871年之后很久…… 詹金教授的论文的方法显然是数学的，还包含着一些图解供求法则的精巧的几何图形。我父亲在这个附记中提到，詹金教授已经同他开始通信，讨论经济学的数学问题、曲线的利用问题。接着便发表了詹金的论文： ‘ 供求法则图解法 ’ ，结论是： ‘ 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 1871年的《理论）’” 。
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杰文斯儿子提到的这份附记，并将它收进了论述杰文斯的一篇论文中。凯恩斯说：“ 这份附记（我勉强可以辨认；它像通常那样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说： ‘ 关于弗列明 · 詹金教授的这部文集和其他文集，我想作出如下解释以防误解。我的理论最初是在 1862年的不列颠协会（Brit．Assoc．）上宣读的，后来收进统计杂志（Stat．Journal），1867年（原文如此）。1868年3月，詹金教授为不列颠每季评论（Br．QuarterlyReview，原文如此）写了一篇文章，重申（？）…… 以数学语言表述供求法则。他赠我一份征求意见。作为答复，我送他一份上面提到的论文，随后还有关于这一理论正确性的一次通信，双方在信中都用曲线作为图解。 1870年詹金教授发表了‘ 图解 ’ （ Graphic
Illustration，原文如此），其中未曾提及我先前的（原文如此。？）。
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作并发表了1871年的《理论》。
1872年詹金教授在Roy Soc Edin（？）的会议记录汇编中发表了（？）’” 。
遗憾的是，詹金和杰文斯的这次通信没有保留下来。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杰文斯提到的詹金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也就是詹金的全部经济著述。它们表明杰文斯担心的只是詹金利用数学方法将会夺去他自己的优先权。他并不担心在利用效用上会失去优先权，因为詹金从未涉足杰文斯论证的这个部分。
詹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商会的。他对此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作为徒工所在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论及政治经济学与商会的关系。詹金在这里没有利用任何效用之类的观点，而利用了数学概念。他决没有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所表述的是一种生产成本价值论，因为他说，物品的价格“ （可以随意增加）应被正确地认为最终取决于生产成本 ” 。
两年后詹金又论及这一问题，不过着重强调的是供求分析，还提出了一种图解。他以此为英国经济学家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供求曲线分析法。但他未涉及效用问题，除非读者假定某物品对购买者的效用体现在需求曲线的某一位置上。
詹金不接受效用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即使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中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写于他同杰文斯通信以后和他读过杰文斯的《理论》之后。在明确表述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税收细则有关）的思想以后，詹金表示拒绝运用效用曲线而不是拒绝运用需求曲线。他说：“ 杰文斯教授用曲线把用类似于上述方式从交换中获得的效用加总起来；但是，如他所说，效用不容许进行实际的测定，而且他的曲线不是基于不同个人对他所拥有或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作的不断变动的估价，而是基于物品每一增量对每人的不断变动的效用。 ”
杰文斯一气呵成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于1871年10月出版了这本书。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三章 门格尔为《原理》所做的准备
Ⅰ
我们知道，杰文斯在1870年初发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前已经有大量著述问世。
同样，瓦尔拉斯发表他的最主要著作以前也已有了相当长一段出版史。这些出版物的一部分有助于说明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同经济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门格尔，因为他没有什么早期著作可资我们参考，《原理》一书在他的数目单上位居榜首。
此外，无论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在为他们赢得了荣誉的著作问世以前，都有相当完整的生活记录。杰文斯有日记，还有信件的副本。同样，瓦尔拉斯也保存了书信和日记。但对门格尔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原始材料，以致使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几无所知。只有他1871年前的一点思想过程被保留下来。我们只知道这位奥地利人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并于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职于内阁新闻局，并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他的两个兄弟也转到这个方面），在他近30岁时，为了在维也纳大学谋一教职，应校方要求准备并提交了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按照门格尔儿子的说法，他父亲的笔记表明门格尔是在1867年秋转向研究经济学的。门格尔不满足于成本价值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于是在1867年晚些时候和1868年春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维塞尔说，门格尔告诉他，他（门格尔）之所以要发挥自己的观点，缘起于一位作者在《维也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对市场条件的分析。据说他此时已经注意到，物品价格看来并不是依照他学经济学时人们要他相信的那种方式决定的；他倾向于认为效用（而不是成本）支配物品的价格。
Ⅱ
门格尔的思想肯定是在他受聘于《维也纳报》期间形成的，不过，除了对市场的观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他去研究新的价值理论。早些时候转向经济学的热切兴趣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过程中，他对德国经济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了一番考察。这场争论像其他因素一样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因而，这里试图进行的最主要原理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先前成果所尊立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果几乎完全是德国学者们辛勤劳作的结果。”门格尔肯定参照过下列各位的同《原理》的中心议题有关的著述。这些作者是：E．弗尔德布兰德，A
E．F．谢夫勒，H．罗斯勒，O．迈可利斯，A 林德伍恩，K．克尼斯和J．V．柯莫津斯基。一看即知，在通常的边际效用理论先驱者的名单中是没有这些人的名字的。
门格尔从这些德国学者关于价值问题的七篇文章中借用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门格尔没有从他们中的任何人借用任何接近于边际效用的思想。他也不可能这样作，因为这些文章没有一篇包含边际效用思想的暗示。门格尔的基本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些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对门格尔发生影响，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门格尔也不会在这七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写他的《原理》，德国人关于价值问题的广泛讨论的确推动了门格尔思想的形成。这些德国经济学家乐于摆脱对劳动价值论的依附，允许门格尔去探索一条需求分析之路，建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形式；而门格尔也确实没有任何犯禁的感觉，他反而是以一种继承民族思想的姿态来写作的。杰文斯就截然不同了，他的《理论》以同英国价值论的主流相决裂而标榜。瓦尔拉斯的立场则介于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法国经济学家具有较多的伸缩性和较少的实证性。
门格尔对1870年前那一辈德国价值理论家们表示感谢，但这不过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那七篇文章（他显然已经认真阅读过）的顶点，他的用意在于说出最后的话。他在书中详细征印了这些著作，从而表明他得惠之处极少。他指出这些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引起注意，而他对他们的批评常常多于赞扬。一般来说门格尔不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他对其前辈并不那么颂扬备至。
门格尔在《原理》中还提到了许多因以效用估计价值而知名的作者，包括巴斯夏，孔狄亚克，加利阿尼，劳德戴尔，西尼尔和杜尔阁。此外，他还谈到吉诺维西、萨伊、A．瓦尔拉斯，这些人都同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有关，虽然门格尔自己的见解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在边际效用历史上没有起主要作用，他们没有把边际效用递减思想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
Ⅲ
《原理》问世40年后，门格尔在说明他在维也纳的立场的一封信中，才使1871年前有哪些人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一点进一步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在信中回忆起父亲的大图书馆，以及借此使他得以熟悉的许多著作，而当时他的伙伴还沉湎于收集邮票和阅读冒险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