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 / 1）
瓦尔拉斯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在发表时略有更改”，他说因为他的著作是“很科学的但不太通俗”，他不得不向远处去寻找即使是一小批的读者。他又进一步说明读者对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出版人只有在他的新著的第一部分的销数确实可以保证不赔本以后才会印制第二部分，这项协议把瓦尔拉斯的《要义》的第二部分延迟到1877年才付印。他估计他的《要义》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能在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找到30个人“能够阅读、评判，并公开予以支持”。
瓦尔拉斯最初的3封信找到了两个意大利的、7个德国的和16个英国的有希望的对象；但是只有一个意大利的和两个英国的通信者对瓦尔拉斯的倡议作出反应。这个意大利人是阿尔贝托·埃雷拉，他使得意大利向边际主义开放。杰文斯是给了复信的第一个英国人，他说已经读过《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瓦尔拉斯的文章。他1874年5月12日写道：“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关于交换的理论，尽管在英国发表时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人批评，而实际上被你的研究成果所肯定。”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之间这种目的一致，加强了创造边际主义的力量。关于他们在新发现方面的巧合，瓦尔拉斯在写给另一个通信者的信里说，他希望“这种巧合的奇特会引起您的好奇心，使您想深入了解杰文斯先生和我两人的著作。”另一个写来复信的英国人是克利夫·莱斯利教授，他指出杰文斯有一种类似的理论，他本人和约翰·穆勒都不同意。
瓦尔拉斯在他的《要义》（1874年）的第一部分出版时，为了争取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发生通信关系，又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即“向欧洲差不多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寄赠一份”。这一次，杰文斯给瓦尔拉斯提供了6位可能有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姓名，其中仅仅G．H．达尔文一人复了信。瓦尔拉斯寄出《要义》（1877年）第二部分时效果也不好。实际上，他争取读者的计划结果得到的人数一定比他预想的少得多；经过种种努力，到1881年他只数出三个“值得提名的学生”：奥尼斯·德·布瓦伊、冯·温特费尔德和德尔·佩佐。
1881年以后，前途呈现光明。1881－1890年间，承认和支持边际效用概念的著作家几乎每年都增加。1882年，杰文斯死后，成为瓦尔拉斯的主要英国顾问的赫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寄给瓦尔拉斯一张列出可能成为对象的12个英国人。根根这张名单，瓦尔拉斯才能够和马歇尔及埃奇沃斯开始通信，这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鼓舞的。1883年，布瓦伊使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了接触，结果边际革命的范围又增加了一个国家。门格尔在写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说，他早已知道有了瓦尔拉斯的一些著作，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和瓦尔拉斯的观点相似的程度。或许是没有这种认识，因为门格尔不以为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瓦尔拉斯在写信给门格尔时却强调他们观点的相似处，他说：“先生，我们显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显然采取了同样方法来解决。”
门格尔被介绍给瓦尔拉斯以后的一年，维塞尔发表了他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这是一本以门格尔的观点为根据的书，也是将要出现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最初迹象，并且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它流通的范围狭小。瓦尔拉斯在1886年还不知道这本书，直到1887年才得到一本。夏尔·吉德1885年向瓦尔拉斯建议创办一种“接受批评意见”的法国新杂志，说明瓦尔拉斯早已感觉到的法国人那种冷漠态度有了一些好转。1886年，庞巴维克的《经济货物价值理论大纲》一文在《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是德国关于经济学的专家意见的主要论坛。瓦尔拉斯立即写信给庞巴维克谈到“初步的和匆促的检查已使我意识到该书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一年瓦尔拉斯写出第二次的边际主义史，放在他的《货币论》（1886年）的序言里。1887年晚期，瓦尔拉斯找到一位俄国数理经济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尔基韦兹，此人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通信者和可靠的辩护人。
瓦尔拉斯曾于1884年第一次接到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来信，信中说：“我现在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您的《要义》。”四年过去，瓦尔拉斯才再次接到他的信。继续向瓦尔拉斯提供有关英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的福克斯威尔，于1886年称赞威斯蒂德“很能干，是杰文斯的一个热情的信徒”，1888年又说他是“令人钦佩的著作家”，并且“正在写一篇对杰文斯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导言。”威斯蒂德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地的《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瓦尔拉斯回信说他“极其愉快地”拜读了佳作。次年，他又用了“极其愉快地”这完全相同的词句来形容他看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寄来的一本《纯经济学原理》（1889年）以后的心情。1889年边际主义在奥地利占有的地位，从那一年出现的三本其他运用边际分析的书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三本书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理查德·利本的《关于价格学说的研究》、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第二部分）和《资本实证论》，以及维塞尔的《自然价值》。
Ⅵ
在1862－1887年间，这种研究效用的新方法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杰文斯在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名词时曾杜撰过“效用的最后程度”、“最终效用”和“极限效用”这些表达方式。门格尔用“最不重要的满足的重要性”来麦示同样的概念。瓦尔拉斯使用了“内涵的效用”、“稀少性”和“得到满足的最后需要的强度”这三种说法来指向一概念。到1887年的时候，似乎“最终效用”可能成为标准的名词，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甚至维塞尔在《起源》（1884年）中用过的“Grenznutzen””（边际效用）一词，也被译为“final
utility”（最终效用）。
1888年未出现一个词，它终于取代了英语中的“最终效用”，并大概也将取代其他语种中以前使用过的名词。它就是“边际”这个词，由费利普·亨利·威斯蒂德在他的《入门》中首先采用，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平均出现两次：就初次使用而言，这是大量出现了。别人接着采用的现象发展缓慢。例如，“边际”一词在1888年埃奇沃斯对《入门》一书的评论中就找不到、在该年晚些时候埃奇沃斯对英国科学促进会的F组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找不到，尽管他谈到威斯蒂德的《入门》，并多次提起“最终效用”和“最终的无效用”。
不难推测，这个词威斯蒂德是从维塞尔的书里借用的。维塞尔曾于
1884年首先把“最终效用”译为“边际效用”，这简直不是确切的翻译。但是，在《入门》中或行在其他地方，没有证据表明威斯蒂德在引用“边际”这个词时曾受到维塞尔的《起源》或者其他著作家偶尔使用“边际效用”一词的影响。还可以加上一句说，“边际效用”是一种“非直译”。而且也未必是一种靠得住的译法，特别是因为“最终效用”这个说法曾经越来越多地作为同义词用了17年。1890年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记事》双月刊登载了庞巴维克的文章的两篇译文，其中“边际效用”一词不出人们所料每次都被译为“最终效用”。“Grenze”（边际）这个词在门格尔的《原理》一书里也有，但是应该并且在英文版里确实是译为“极限”而不是译为“边际”。
埃奇沃思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869年）所写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一文中说，威斯蒂德首先使用“边际”这个词，而不是“最终效用”。另一个可靠的报道者詹姆斯·博纳1889年说：“‘边际主义’是威斯蒂德使用的一个巧妙而恰当的词语。”埃奇沃思和博纳都没有使人联想到和维塞尔有任何关系。奇怪的是，威斯蒂德在他为帕尔格雷夫的词典所写的《效用的最终程度》那篇文章里始终没有提到“边际效用”。威斯蒂德的文章的结尾中有一句话说：“杰文斯所谓‘效用的最终程度’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
包括“边际”这个词的第二本书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马歇尔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像威斯蒂德用得那样频繁，平均每15页使用一次。人们可能以为马歇尔从威斯蒂德那里学到“边际”这个词。然而并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原理》第1版中，马歇尔亲自说明了这个词的来源。他写道：“‘边际’增量这个词是我从杜能那里借来的，现在德国经济学家一般都使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这个字眼，但是我逐渐地终于相信‘边际’比较好。”马歇尔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杜能并没有使用“‘边际’增量”一词；就这个词来说，马歇尔除了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以外也没有使用过。杜能只使用了“边际”这个名词一次，而这一次指的是“极限”，超过这个极限雇主就不会增雇任何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