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中国史官的厄难（1 / 1）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

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

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

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

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

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

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

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齐南史的不畏□□，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宋□□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宋□□于是就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很不高兴，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

宋□□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骂他说："你揣个牙齿，怎么还想保留证据告我还是怎么着？！"

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去状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

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

到了清朝，虽然外在上承袭了明代的体制，但由于大兴文字狱的残酷屠杀,清代文史已没有了文人风骨精神！所以终清一代，没有了文人，只有奴才．

直书其事的史官在清一代，消灭殆尽，历史完全被政治所操控。

清朝入关后，对清初士大夫采取了大量的杀戮和株连．首先是杀戮，有节气的人都死了，留下来的自然是"筛选＂后的一批，这是第一步对传统文人精神的一个削弱；如果还不放心（因为当时还存在太多反抗），就采取了对其由恩又辱的双重政策，先是从文字狱上对其精神上的把控，然后使其文人自相残杀．

另外，在文字狱和统治方面加强对其的精神折磨和侮辱，比如因为一些小的字眼就犯讳，这使得文人的精神高度敏感和紧张，这比那些投狱和直接杀头的还来的可怕．走入了清庭的仕途，也正式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具和木偶，成了奴才．

清初牵连最广、钉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龙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著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为儿子著书立说之用。庄廷龙招募宾客，在朱国桢原稿基础上，增补内容，润色文字，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庄廷龙不久去世，其父为实现亡子遗愿，决定刻印此书，同时又聘请了十多位名人参与校阅，以示重视，由于朱国桢的原稿在明亡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皇朝得到此书如临大敌，严加惩处。庄氏一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杀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可怜庄氏并非史官，却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难。

于是，中国的圣学和史学因此而开始陷入一个混乱的时代．

清朝官方修的《实录》里面包装清朝的康熙皇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满足了满清统治者的需要，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 ，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完全就是文成武德，简直圣明完美得到了极点。他的孙子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的称自已是"十全人"。

如此搞的清朝只有皇帝史官，而没有文人史官,只有满纸歌功颂德,迄今为止,清史料的真实性，至今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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