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1 / 1）
那一天大概是天阴小雨的缘故吧，参观的人数不如我参观另外两家时那样多，而且跟我同时进场的很多都是本地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文博界的雅士名人，其中还有几位我熟悉的来自北京的文物专家和大收藏家。大家秩序井然地依次进入花园酒店二楼，出示淡紫色的请柬、在大红色的贵宾簿上签上名字，每人领了一袋拍品图录以及一些与此次拍卖有关的其他资料，然后信步进入左边的预展现场——茉莉厅。
如果说纳高拍卖行的展厅是德国人低调、务实、求新的风格体现，那么苏富比拍卖行的展厅则摆脱不了欧洲贵族所追求的传统、豪华、张扬的艺术品味。这里共分四个展区，错落有致地摆放着100余件展品。展厅的重点是设在中央位置的“帝苑珍玩”，高档玻璃柜合着紫色的天鹅绒，在幽暗的灯光照耀下，共同烘托着古代帝王的富贵与尊严。一件件中国明清两代皇宫里面的珍贵瓷器、玉器及其他供帝王把玩的古董珍玩，如：康熙帝用过的御玺、乾隆爷赏玩过的花瓶、皇后戴过的黄金凤冠……这些稀世宝物，令人眼馋地与参观者对视着，随时都会诱发出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某些人性深处的强烈信息。
我当时的感触非常复杂。作为一个普通文物收藏爱好者，进入那些富丽堂皇的展厅，看着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说是不动心未免过于虚伪和矫情。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人，面对一件件宿命天涯的祖宗遗物以这种方式被人挟持着回乡，又未免生出许多惆怅与辛酸。一件文物一段历史，除开极少量汉唐以来中华帝国的外销瓷器外，三家拍卖行所展示的文物，大多数都经历了从殿堂到卖场、由宠物到商品的无奈与屈辱。八国联军的炮声、圆明园的熊熊烈焰、还有我走访过的盗墓现场……这些无法回避的场景，每每在我折服于列祖列宗的艺术才智时不期而遇，虐杀着我的思想与灵魂……
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它同时有着政治家的大胸怀和商人的大智慧，英国佬也好、德国佬美国佬也罢，不计前嫌、来者不拒，甚至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看看展览也可以，给你面子，可是真要到了掏钱的时候，却远不如山西人和浙江人那么“爽快”，也不像北京人那样，自己买回去的古董，再差的都是宝贝，自己买不起的古董，再好的也是“垃圾”。真要论起做买卖，那些“纯北京爷儿们”就远远赶不上上海人精明了。就说做古董这一行吧，北京人喜欢扎堆凑热闹，一说什么值钱，大家伙一窝蜂上去抢，口袋里有多少钞票掏空了为止。而上海人则习惯思前顾后，特别是要把后三步棋想明白了才能出手。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古董市场一直都是不温不火，远不及北京、甚至是其他小些的省份那么热闹。
预展期间，我花两天时间对上海的古玩市场作了一番调查，发现来“淘宝”的人数较我之前来时，有了成倍增长，陪同我的小姜告诉我：“跟北方的大城市比，原来上海的古玩市场算是最低迷的，这一回几家外国拍卖行一齐闹腾，老百姓一看，一只清代的瓷器罐都要卖几十万美元，还不一齐发疯，大家都来淘宝呵？”这话不无道理，从市场上的交易情况看，买家的价值取向基本上照着三家拍卖公司的图录走，还有些急于上路的新手，干脆就捧着图录逛市场，来一个按图索骥。
我留意观察了一下，无论是古董店还是古玩地摊，基本上是以瓷器为主，瓷器当中又基本上以景德镇的“明清官窑”瓷器为主。可以这么说，展出的拍品有什么，古玩市场就卖什么。比方说，纳高展出的清代雍正款青花尊、苏富比展出的明初青花大盘、佳士得展出的乾隆粉彩瓶，在地摊上全都找得着，其中不乏造得精细的“高仿品”，由景德镇高级工艺师制作的器型、用扫描底样复制的纹饰和底款、通过化学分析配方的胎土和釉料、用物理手段做旧的皮壳……与拍卖品长得一模一样，假若把两者混在一起，恐怕神仙都难分辨出真伪。当然，摊儿上大多数都是低劣的仿品，只能蒙骗一些看完展览后来此赶热闹、“捡漏儿”的新手——北京古玩市场上管这些人叫做“棒槌”。价格差距很大，一般说来，高仿品的价格是预展拍品估价的5%-10%；中低仿品的价格大概是预展拍品估价的。就以佳士得展出的清乾隆朝官窑粉彩万花纹葫芦瓶为例，真品的估价300万人民币，市场上的高仿品则可以卖到15万左右，低仿品则只能卖到一两千块钱。
展会期间，到地摊上赶场子的摊贩主要来自江西、福建、安徽三省，我碰上的两位景德镇人此前都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做生意。他们告诉我，早在数月前，三家拍卖公司的图录刚出，景德镇一些窑厂就按图仿制。他们还说，一般来讲，像这样大规模的展会结束后，当地的文物市场就要火上大半年，所以，他们打算暂时扎根上海，等过完春节以后再回北京。
香港夜宴：拍卖帝国的集合交易
2004年10月30日晚，香港万豪酒店灯火辉煌， 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们聚集一堂，出席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
尽管这样的宴会几乎成为拍卖公司每年的常规举动，但是今年却引来了中国大陆媒体的格外关注，因为在来宾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界精英。尤其是阵营强大的浙江富豪团队最受媒体的追捧，为首的有：浙江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这两位现在已经是两家世界拍卖业航母的座上宾，一连数年，他们多次现身海外拍场，斥巨资买回多件天价中国古代文物，用两家拍卖行高级主管们私下的话来讲：“有他们到场，我们的拍卖会就成功了一半！”
晚宴开始，苏富比拍卖行亚太主席司徒河伟（Henry Howard-Sneyd）先生、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林华田先生先后举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台下，50多桌客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从两位拍卖帝国的新人脸上，已全然看不到三年前那场危机的阴影。
此情此景，引发不少到场的欧美记者的好奇心，纷纷探究：自2001年兵败纽约、在曼哈顿法院受到审判后，这两家拍卖公司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特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苏富比公司更是惨不忍睹——董事长被判刑、CEO被监视居住，巨额罚款几乎使他们丧失了经营能力，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来维持日常开支。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这两家拍卖公司是怎样摆脱困境、重拾生机的呢？
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苏富比的东山再起，归功于现任首席执行官比尔?鲁普雷希特（Bill Ruprecht）的卧薪尝胆，有一家中国刊物甚至牵强附会地把鲁普雷希特饲养宠物鸡的爱好描绘成“闻鸡起舞”；也有西方媒体将此归功于两家拍卖公司“无人取代的对全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渗透力”；美国的《芝加哥日报》则认为是“航母效应”拯救了苏富比和佳士得——“一两颗常规炮弹是无法击沉超级航空母舰的！”
当然，最知道个中究竟的还是他们自己。在招待会上，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总裁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经济的强大，也为世界艺术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去年苏富比在香港的营业额增长了41％。从这次香港拍卖的空前规模，就可以看出我们公司的战略性转移，我们的着眼点就是中国内地市场！”
佳士得亚洲区的一位负责人在酒会上告诉记者：1999-2004年，中国藏家到海外市场竞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已超过200%，海外市场上的中国艺术品所占比例高达70%，完全取代了日本。近年来中国内地到香港参拍的人数以每年50%左右的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收藏家在佳士得纽约和伦敦秋季拍卖会上，分别购买了占全部拍品13%和18%的中国艺术品。2004年的春季拍卖会，比例上升到25%以上……
佳士得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尔曼在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提问时更为直白地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重要的是要让那里的人们知道我们来了！”他的随从还告诉记者：“我们老板对每一位喜欢收藏的中国富豪都感兴趣，我们所发出的请柬上的客人名字，他基本上都熟悉！”
比苏富比和佳士得感触更多的还是21世纪初这一场“中国旋风”的最早受益者——德国纳高拍卖行。这家拍卖行的掌门人罗宾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不应当忽视中国的买家……纳高拍卖的中国艺术品，买家大多来自中国，约占50%左右，平均每40位客户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而欧洲客户占40%，美国客户仅占10%。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的报价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出30%以上！因此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的拍卖市场……”
比较第二天两场拍卖盛宴的辉煌战果，第一天的招待酒会就不得不降格为一次豪华的公关游戏了——在2004年秋季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收关时，佳士得猎获拍品成交总额亿港元，打破了该公司亚洲艺术品拍卖的世界记录；苏富比则猎获拍品总成交额亿港元，打破该项拍品24年以来的成交记录；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领先一步的德国纳高，2004年秋拍总成交额也达到510万欧元，尽管成交总数落后于两家龙头老大，但是他们在经营中国古陶瓷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人气，却是苏富比和佳士得近不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