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 / 1）

外国商业界很快就开始向各自的政府抱怨合同违约、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美国公司尤其发现美国政府更关注通过在华业务来建立与中国的战略性关系，而非商业本身。1983年2月，当里根政府的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他被来自美国公司高管的一片抱怨声淹没了。一名怒气冲冲的商人指出，日本和欧洲国家比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在华企业的商业需求反应更迅速更积极。

“那你怎么不搬到日本或西欧去？”舒尔茨不耐烦地说。

然后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外国公司的高管和员工挤满了飞机，逃离中国，躲避危险和混乱。而从海外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寥寥无几的乘客是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裔商人。他们也感到愤怒，但他们还嗅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共产党会迅速控制住局面，而且会开出很好的条件，因为中国太需要一些朋友了。少数西方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摩托罗拉获准在紧邻北京天津兴建一家独资电信设备工厂，就位于紧邻北京的东南。

受乔治·H·W·布什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的刺激，其它外国人很快回来了。老布什在1974-75年间负责美国驻华代表处，现在则在椭圆办公室之外管理对华政策。虽然他冻结了美国军队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并在所有武器和众多科技产品方面实施对华贸易禁运，但他的主要目标仍是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老布什相信想要“遏制”中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中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需要和她友好相处，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老布什的工作重点是保持政府间的对话，并不断加强商业纽带。

但是国会可一点也不想让天安门就这么过去。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需要国会审核延续。因此六月份的审核截至日成为每年争论中国问题的大节日，美国商业界采取大规模的院外游说活动，以防止意在取消最惠国待遇或附加条件的立法企图。对总统一职抱有野心的克林顿在鼓吹惩罚中国的议员阵营中属于保守派。在他竞选总统期间，他严厉指责布什政府对北京的“独裁者姑息纵容”。这位前阿肯色州的州长最终入住白宫，他专注于国内事务，由劳工和人权团体构成的选民们希望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迫使中国发生政治和法律上的变革。

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由美国各种势力团体的不同需求混杂而成。老布什成功地阻止了立法机构要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企图，但克林顿在各种势力团体的压力下签署了一纸法令，要求中国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改善其人权政策，否则就将面临失去最惠国待遇的境况。

突然之间，中国领导人看到历史在重演。外国使节和商人又一次为传教士打开了道路，这些人想要改变中国体制的核心，想要消除中国之“本”。如果克林顿能够再靠近些看看实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的态度可能就不同了。天安门带来的国际愤怒令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震惊。他们似乎被吓呆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已经退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92年携家人前往邻近香港的深圳视察。他发表演讲，告诉官员们中国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继续经济改革，加快发展。

邓小平的南巡和讲话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快、最凶猛的淘金大潮。1993年，中国与外国投资者签署了近八万五千份合同，投资金额达到1110亿美元。数百家跨国公司的总裁赶往北京、上海和香港。香港的地产大亨们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地起草好计划，在大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造宾馆、写字楼、购物中心和西方风格的豪华的郊区别墅。

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6]访问北京，检查中国是否已经在克林顿总统所要求的问题上取得了“全面的、显著的进展”，中国官方欢迎他的方式是逮捕了十几名持不同政见者。李鹏总理，一位在与美国官员会晤时总喜欢咆哮和恫吓的中国领导人，拿出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报告，奚落克里斯托夫说美国商界将阻止克林顿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美国对人权的观念。”李鹏说。

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遭到了另一次就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直截了当的警告。高管们告诉他美国是在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如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废除，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就会颷升，价格压力将中国产品赶出美国市场。中国的经济力量，这些商人警告说，已经足够大到任何对美国的报复行为将会威胁到很多美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AT&T公司不能被挡在一个每年的装机量相当于一整套南方贝尔系统的市场之外，而通用汽车也不能把一个有着十亿人口、刚刚开始拥有汽车的市场拱手让给大众和丰田。他们说，如果政府想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那就让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去受教育，同时让美国的商业渗透到中国的商业和社会文化中。

克里斯托夫意识到自从舒尔茨告诉美国商人如果他们不喜欢美国的政策就搬到欧洲或日本去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在全球商业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就在克里斯托夫访华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克林顿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取消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这一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采取新的做法了。”他说。

[1]译者注：Hubert Humphrey(1911-1978)，民主党。1964年担任美国副总统，在196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败给尼克松。

[2]译者注：Edward M Kennedy(1932 - )，民主党。1962至今年连续7次当选参议院，还曾参选美国总统。

[3]译者注：即1969年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俄签订的第一批条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无边界争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俄方指责中方“蓄意挑衅”，中方则指责俄方在1967年“入侵”珍宝岛。1969年3月2日，中国军队袭击了俄驻珍宝岛的军队，即第一次珍宝岛冲突。从3月到9月，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苏联通过不断向边境增兵、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等手段，压迫中国回到边境问题的谈判桌上来。1969年11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不到三个半小时的会晤，但是并未正式公布谈判内容，也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任何协议。同年10月20日，两国开始正式谈判，表明武装冲突已经让位于和平方式来解决边界问题。

[4]译者注：Edmund Muskie，曾任缅因州州长，1958年当选参议员。1972年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败给George McGovern。1980-81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5]译者注：George McGovern，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01年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全球饥饿问题大使。

[6]译者注：Warren Christopher，1993-97年克林顿政府国务卿。他因实施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最惠国待遇问题要挟中国的政策而受到美国商业界的强烈批评。

推动变革

随着商业的繁荣，中国于1986年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和其它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的国家迫切想要把中国纳入全球商业法律法规体系中来。外国公司总是被中国官僚口中的“内部”文件规定阻挡在中国市场之外，而这些规定外国人根本看不到。同时，中国公司越来越大胆地偷取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仿制假冒的国外品牌产品。经常，一家外国公司把制造蓝图发给中国工厂用于生产，却发现这家中国公司在中国为自己注册了产品和设计专利。

1989年初，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基本条款已经接近完成了。由于中国经济按照世界标准来说依然很落后，所以中国的入关条件很低，并不需要大范围开放国内市场或提供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虽然天安门广场让所有努力灰飞烟灭，但是到1991年，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讨论开放中国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事宜。此次谈判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官员们似乎第一次认识到要和世界其它国家做生意，他们必须改革自己的商业体制，并向外国人开放市场。但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力量依然操纵在产业部门和国有贸易公司手中，这些单位反对向美国和其它贸易国家做出让步。谈判重新唤醒了人们心中对炮舰外交和开埠通商的回忆。所有的事都以政治、而非商业的眼光来看待。更糟的是，在中国官僚的眼中，美国开始援引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进行严重威胁，这一条款使得美国可以在认为它国不公正对待美国商品时对该国实施贸易禁运。

中国的谈判代表们进退维谷。顽固的官僚们一点也不想为了讨好外国人而放弃自己的权力，但是谈判代表们也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占到中国总出口三分之一的对美出口业务。最终，谈判变成了一场个人力量的较量。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只能通过李鹏总理的积极推进来击退来自各大部委和国有企业的一片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