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1 / 1）

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性首演。加之当时某些政治背景,该剧肯定会非常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来参加。而且由于当时墨素里尼还是奥地利的公开的保护人,因此以首相为首的全部官方人物也都已答应出席。首演的那天晚上应当同时成为奥意友谊的一次政治性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是奥地利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我本人在开始初次排练的那几天恰巧在维也纳。我将为我能再次见到皮兰德娄而感到高兴。我一直盼望着能听到莫伊西用悦耳的嗓音道白我译的台词。可是真象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又在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的灵枢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他——一切都象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我在这里把时间提前,谈到那种和我的戏剧创作尝试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的魔力最后一次应验的情况。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倒霉事情的重演纯属偶然。但是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相继迅速死亡无疑对我一生的前途超过决定性的作用。假若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把二十六岁的我所创作的最初的剧本搬上了舞台,那么我就会借助他

们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能使最不成熟的剧作获得成功)相当迅速地——或许

①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一八六七——一九三六),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一九三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迅速得没有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我就会因此而耽误逐渐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刚一开始,剧坛就为我提供各种非常诱人的、我从不敢梦想的前景；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钟,剧坛又冷酷无情地把这种前景从我手中夺走,可想而知,我当时觉得这是命中注定。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走出欧洲

寞非由于在我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若干世纪的

事件,所以当时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快?还是因为只埋头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时代最后几年(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发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和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戏的名声也到了园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对者——如果要想更确切地说出某种变化的话。帝国的所有各家大报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我今天心里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写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当年的一切抱负、优虑、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变了我们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几年以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

茨勒、见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①、沙洛姆·阿施②、阿

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和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但却以一种非常严肃和难以形容的高雅姿态).我可能会记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尔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的首演,《蔷蔽骑士》③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卡尔萨温娜④和尼任斯基⑤的首演,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客人是艺术界许多“历史”

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对重要事情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切都不足挂齿,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属于后者的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⑥。他是一个在那最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友好关系是一种诚挚的老关系了,这种关系是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①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ormann,一八七三———九三四),德语作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齐恩村的犹太人》、《良心的惰性》和文学理论著作《小说技巧》等。由于他主持正义而被纳粹分子视为“倾犹”。

②沙洛姆·阿施(Schalom A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纪犹太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穿过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③《蔷薇骑士》(Rosenkavalier),王幕歌剧,里夏德·施特劳斯作曲,霍夫曼斯塔尔编剧,一九一一年首演于德累斯顿。

④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国芭蕾舞女演员,一九一八年后定居英国,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杰出表演,有助于恢复西欧对芭蕾舞的爱好。

⑤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 Nijinski,一八九○——一九五○),俄国一名盛一时的芭蕾舞蹈家,一九○七年加入玛丽亚剧院担任独舞演员；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迹已遍及欧洲、美国和南美各国,有“舞圣”

之称。

⑥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一八六七——一九二二),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创始人埃米耳·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儿子。至一九○二年,担任了约一百家企业的董事。一九○七年随帝国殖民部长前往德属东非洲和西非洲访问,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一年进入内阁,先后任建设部长和外交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国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

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①。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②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格言。”

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①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了柏林,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

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

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

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②,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