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1 / 1）
他无非是写了几十页的文字,却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来自那些在西方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册子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的所有犹太人的那种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谈了千年之久的弥赛亚③的复国的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践踏、被奴役的千百万人觉得人生尚有意义的唯一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希腊军中最丑陋者,多言而好斗,后为阿喀琉斯所杀。
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②锡安山(Zion),因位于耶路撒冷,转喻为耶路撒冷城。
③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当这种构想尚处在梦幻似的没有确定形式的最初时刻,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当他开始在现实生活中确定目标、积聚各种力量时,他就会立刻发现他的这种犹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种命运中间显得多么不协调。这里的犹太人信教,那里的犹太人不信教；这里的犹太人奉行社会主义,那里的犹太人奉行资本主义。他们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着,都不愿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当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种斗争中间,也许还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放弃这个维持自己生活和赡养家庭的职位。他还必须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记者生涯上,这项任务是他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含有讽刺意味的译名还真说得有点道理。他那宽大的高高前额、面部线条清楚,黑得几乎发青的教士式的胡须、深褐色的忧郁眼睛,真有一副国王的神气。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儿都不显得做作,因为他那副至高无上的威严神气使得他的这种举止显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这种特殊场合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在这间狭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旧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好似一个贝督因人①的部落酋长。他身穿一件飘动着的贝督因人的白色无袖外套,穿得是那样自然,就好象穿着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样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识地作了稍稍间歇之后——正如我以后经常看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短暂的间歇所产生的小小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城堡剧院里学来的——用那倨傲然而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一面指着身边那把软椅示意我坐下,一面问道:“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后背一靠,说道:“那么您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愿意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封页,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的是要估计一下有多少篇幅。
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在开始阅读我的手稿(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
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
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①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民族。
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
尔这样著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
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
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
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
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