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1 / 1）

许多知识分子被造反派打倒后，关进关牛的地方看管。

程稳平

撰写于1989年4月

【付录】何博传先生发表在1989年3月21日第3板上的文章

贵州不必怕"夜郎自大"

何博传

刚接到张幼琪女士来函，提议要我为贵州的读者写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得以借此机会，对贵州支持和批评《山拗上的中国》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活在南海之滨，跟许多人一样，对贵州充满误解，什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感到有点神秘和可怕。去年9月，有幸一游贵地，使我大开眼界。贵州人，就跟贵州的山水一样，素雅古朴，秀丽清爽，柔情脉脉，灵气楚楚。跟传说的，大不一样。

然而，贵州的落后，毕竟到处可见。这样好的人，这样好的地方，气候的优越少有可比，资源的丰富可以数出好几个全国的一二三，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也在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之上，为什么人均收入却老要排在全国倒数第3位？我不明白。这里，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谈两点看法。

要解决人口政策选择的难题

世界上，有三个国家的人口跟贵州差不多，都是3000万左右。那是歌伦比亚、南非、加拿大。但他们的人均产值分别比贵州约高5倍、10倍、50余倍！也许有人说，这种比较不对，例如，人口密度差太远了（上速三国每平方公里分别为25人、23人、2人）。那么好。我们来看国内，贵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168人，排在京、津、沪以外的全国第15位。那不是很优越？如果跟中国东部沿海或跟日本比，贵州的人口密度，只有这些地区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实在是"稀疏"得很。

再说贵州八山一水的困难。这跟瑞士差不多。但瑞士的人均产值更比贵州约高58倍！瑞士人就在高山上搞他们的旅游和高级手表。贵州的旅游资源，我看是在瑞士之上。但贵州的旅游收入跟瑞士比，更是百未及一。贵阳的地面财产不如广州多，但贵州的地面财产，我认为是超过广东。不要说黄果树，仅一个龙门飞瀑，广东最好的旅游点不能比，一百家"中国大酒店"也不能比。这些宝贵的财富，现在远还未利用好。象高级手表之类的精密技术，以山国高丘铮铮之傲骨，以黔灵花溪幽幽之灵气，又有什么道理搞不起来呢？

当然，不可比的因素确实存在。但这里只想说明：人们的困境，主要还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去年9月，我放弃打鸡洞之油，跟三位记者去访问惠水农村。就在这次访问中，我见到了终生难忘一幕：

一户人家，女主人是已有两个女孩子的年青妈妈，刚刚又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方圆十几里地，成群结队前往道喜。连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也被邀去参加吃大锅饭。这地方，离贵阳市只有一百多公里，人们不知广州在什么地方，民风的淳朴，至为感人，对生育的崇拜，却仍然维持着远古人类的狂热情绪。

计生政策，如果只能在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知识界中执行，却听任人口素质低的地区继续缺少节制地生育而无所作为，加上西部人才东移的令人苦恼的事实，最终会使贵州优异的人口基因严重损失，加速优质人口萎缩，低质人口膨胀的过程，实在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人口政策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有效选择，特别是在生育教育方面的选择，贵州难有翻身之日可言。

不必为"夜郎自大"翻案

我非常尊敬贵州出版界的前辈梁燕先生。记得有一次，他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曾经提到：夜郎自大，其实是一场"冤案"。

如果作为一个典故起源的研究，这是有意义的。如果因此要为"夜郎自大"翻案，从此大家不要再用这个成语，就没有必要。其实，许多成语，早已不是原来的意思。如果要追究象"南柯一梦"、"叶公好龙"、" 愚公移山"、"黔驴技穷"之类成语的真假，更会无稽。这种情况，甚至在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上也有。例如"灵魂"，我们还不承认有灵魂；又如"电流"，电根本就没有流。但若现在要放弃或改变这些用语，一切文献都成疑难。

这里并非想作无谓之谈，贵州确实有令人不满的自大表现。如果不相信，可以翻一下《贵州社科通讯》，象《我省……的伟大成就》这类题目，几乎成了标准化，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再拿1985年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社会统计资料》来比较一下城市的情况。贵州人均生活居住用地面积（10平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数（18平方米）的55％，排在全国29个城市的倒数第3位；工业用地占建成区面积比重（8.52％）更仅达全国水平（24.8％）的34％，排在倒数第2位（只在拉萨之前）；人均道路长跟广州、上海并列倒数第一！谁看到这些资料，都会以为贵阳一定是个很小、很拥挤的城市。然而，仅以城市的面积计，贵阳（2436平方公里）竟是高居全国第六把交椅！这里，有没有一点自大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近日，我收到百余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三封是批评我的，我感到特别高兴。有一封批评信件，3000字，有2600字的批评。诸如"马后炮"、"伪科学"、"方法上的错误"、"耍滑头的诡辩"、"谬论"、"不要脸的模仿"……最后说，"我就是专门研究解决办法的，……我们可以合作，取长补短"。其中，"山拗"代跋中所说"这是领导决策问题"，没有被看成是跟"问题学"对应的一门科学问题，而被说成是"发表了'解决问题是领导决策者的事'的新缪论"。

我认为做人要足够谦虚，做学问却要有点狂妄。这封信写得十分认真，且充满善意，我是很感谢的。只可惜，狂气稍有点超出做学问的范围。这封信来自贵阳，当我读完之后，不管怎样不愿意，除了"夜郎自大"，一时真还想不出更好的用语。

有机会，我是希望重游贵州的。

备注：

该文刊登在1989年3月21日的《贵州日报》第3板"社会观察家"专栏上。该文章的作者何博传，系《山拗上的中国》(贵州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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