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1）
爸爸对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让摩城公司试听我们的演唱，但这是将来的事儿。我们到达坐落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上的阿波罗剧院时，时间还早，足够参观一下这座建筑的。在经理陪同下，我们穿过剧院的大厅，观看曾在那儿演唱过的所有明星的照片，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当最后经理把我们带到化妆室门前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喜欢的歌星的照片了。
我哥哥们花钱去看为别的歌手举办的所谓的“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仔细的观察所有那些明星，尽力去学习看到的一切。我盯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挥舞手臂的姿势，以及他们手握话筒的方法，努力搞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台角仔细研究了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之后，我弄清楚了他的每一个步点，每一声低吼和每一次旋转。不能不说，他的演出就是为了把你拖个筋疲力尽，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出来。他的风度，他从每个毛孔中迸发出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你简直就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珠，也能感觉到他正在经受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表演。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观察我喜爱的歌星，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逊、萨姆和戴夫、欧杰伊兄弟——他们都善于调动观众。我从杰基·威尔逊那儿学到的大概比从别人、别的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受到的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常站在台边的幕布后面，看着每一个演完节目下台的人，他们个个全身湿透。我带着敬畏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从面前走过去。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漆皮鞋，那会儿我的全部梦想就是得到一双那样的漆皮鞋。记得当我听说他们不做小孩尺寸的那种鞋时，甭提有多伤心了；我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寻找漆皮鞋，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我们不做那么小的。”我很难过，因为我希望我的鞋也像那些演出用鞋一样，擦的闪光，灯光一照就反射出红色和橙色的光来。哦，我是多么想要一双杰基·威尔逊的那种漆皮鞋啊。
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呆在后台。哥哥们都在楼上吃东西或聊天儿，而我则低低的蹲在楼下舞台边上，用手揪着蒙满尘土、有一股怪味儿的幕布，注视着台上的演出。我是说，我的确注意了每一个脚步，每一次移位，每一下扭动，每一回转身，每一个摇摆，每一种情绪，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那就是我受的教育和我的消遣。我一有空就总在那儿，爸爸、哥哥和其他的演员都知道哪儿能找到我。他们总是以此开我的玩笑，而我已经被看到的或追忆起来的表演场面深深吸引住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还记得所有这些剧院的名字：皇家剧院、住宅区剧院、阿波罗剧院——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从那些地方产生的才华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看大师们工作；你不可能把我站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交给任何一个人。有一些音乐家，如斯普林斯廷和U2，也许可以觉得自己是从大街上得到了启迪，而我则是一个注重气质和心灵的演员。我得到的启示来自舞台。
阿波罗剧院的墙上挂着杰基·威尔逊的照片。摄影师捕捉了他一条腿抬起，身子扭转，刚好抓住麦克风前后摇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的抒情歌曲《孤独的泪水》（Lonely Teardrops），但观众已为他的舞步惊的瞠目结舌。谁也没有觉得忧伤或孤独。
萨姆和戴夫的照片挂在走廊的尽头，挨着一个老牌著名乐队。爸爸和萨姆·穆尔很要好，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挺不错，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唱他的歌曲，他非给我一个大耳光不可。离开他们的照片不远，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国王、炸药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现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员就是舞蹈演员；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员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尔或是金·凯利，否则就总是在其中一样上要更有特长。尤其在现场实况演出时更是这样。可是他改变了这一切。当他跳跃着穿过舞台的时候，没有一盏聚光灯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灯。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样好。
我们到底赢得了阿波罗晚间业余歌手大赛的桂冠，我觉得应该回到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前，谢谢我的“老师们”。爸爸高兴极了，他说那晚他简直能飞回加里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当然也这样感觉。在以前的比赛中，我和哥哥们一直都保持着第一名，这会儿我们希望也许我们已经往上跳了一个“级别”；我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赛和脱衣舞表演当中去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叫做“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乐小组，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乐队和生活。他们的姓并不都一样，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们唱了一些深受喜爱的热门歌曲，如《在乐声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等。当听到小矮人长高的故事时，哥哥们都指着我说那就是我，这回我跟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过所有这些歌曲，甚至摇滚乐电台也曾播放过。他们对我们杰克逊兄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从阿波罗回来以后，我们始终一边练唱，一边用一只眼睛瞄着地图，一只耳朵听着电话。爸爸妈妈曾规定，任何一个电话都不得超过五分钟，可这次我们从阿波罗归来，五分钟都嫌太长了。我们必须时时保持线路畅通，以备万一录音公司的人想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唯恐他们会碰上我们的电话占线。大家特别想听到的是一家录音公司来电话，我们渴望给他们一个答复。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有个看过我们在阿波罗表演的人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了纽约市戴维·弗罗斯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我们就要上电视了！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我把它告诉了学校里的每个人，谁要是不信，就告诉他两遍。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开车去纽约了！我一分一秒的掐着时间。我对整个旅途作了设想，努力想象着演播室该是什么样子，面对摄像机镜头时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带着老师为我提前布置好的家庭作业回了家。我们还得最后彩排一遍，然后还得把要唱的歌确定下来。我拿不准我们会唱些什么歌。
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
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
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
兰迪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走运，因为兰迪已经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公司参加试听。兰迪是那么兴奋，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还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呢。那时全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即摩城，而兰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老师说，他还在教室的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师还说，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皇家剧院演唱这支歌时，她和一大群老师都开着车去看了。我一边帮着兰迪穿上外套，一边有礼貌的说一定记着这事儿——虽然我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萨姆和戴维夫的歌儿，因为他们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们，公司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不会有一大群歌迷围着了。他看着我说，他希望他十岁的歌手能表现得像十一岁一样。
我们离开加勒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的路并不长，但我们必须抓紧。我记得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我们身边时，我有些焦急起来。兰迪抓着我的手；我们向交警招手。我知道明天拉托亚会抽空去学校，因为马龙和我将和别人一起在底特律过夜。
上一次我们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时，节目一完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加里已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路上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车里睡觉，因此上午在学校并没觉得有多累。可等到下午三点排练的时候，两腿就像灌了铅，只好拖着走了。
那晚我们本可以一演完自己的节目就走的，因为那次我们只得了第三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大明星杰基·威尔逊的演出。我虽然在别的舞台上见过他，可那是在“福克斯”，他和他的乐队都站在一个升降舞台上，音乐一起，台子就升上去了。第二天放学后，尽管很累，我还是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在学校浴室的大镜子前练习了前一天学到的一些动作。我们把这些动作揉合到自己的舞步中，父亲看了也很满意。
就在我和兰迪转过拐角，走上杰克逊大街时，看见路上有一个大水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