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 1）

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一个人，只要不是瞎子，只要不是聋子，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悲喜剧”。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别处”，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乡村故事”。你住在城市也好，住在乡村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那些“悲喜剧”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

2003年的4月，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我知道，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

当然，我还没有简单到连“城乡差别”都看不出来的地步，更何况是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不会只看到富人而看不到穷人——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我也不至于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暧昧，又如此意味深长。

石榴产自西域，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樱桃产自东洋，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而在近代，正是因为日本，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经过漫长的时光，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悬挂在庭院的枝头。我知道，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集点。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博弈和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悲喜剧”——就像“石榴树上结樱桃”，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需要我们细加辨析。

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一些状况，也写下了我的忧虑、警觉和艰难的诉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但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图书奖”授奖词

这是一部通过密集的细节挑战人们对乡土小说的阅读和认识的书。李洱自觉地质疑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掉转方向，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的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的主体，恢复了乡土中国的喧哗、混杂，恢复了它难以界定的、包孕无穷可能性的真实境遇。

“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句游戏性的民间谣谚，意思是模棱两可、啼笑皆非，是宏大规划和总体性蓝图在真实生活中结出的意外果实。小说以此为题，具有深刻的现实寓意，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困难重重：在一场乡村基层选举中，来自远方的话语在乡土语境中遭到分化、瓦解。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整体脉络中，具有一种低调的原创价值，它幽暗的笑声祛除了“传奇”和“苦难”对中国乡土的简化和遮蔽，缓解了思想的傲慢和感受的僵硬。

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石榴树上结樱桃》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