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1 / 1）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往寝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结业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请她吃喝了一顿。

席间，皮勇打听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说不清楚，她确实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凭她的经验判断：学期仅三个月，说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会马上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任务。

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国活动，制造了一桩惊动北京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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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聂荣臻元帅的特种密件失窃案。

这个所在，名唤“将军坟”。但是即使当地年近百岁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坟墓在何处，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将军。将军坟地处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区，一条宽阔的河流从高山峻岭间穿涌而出，流经一个三里见方的平坝时，突然一个急拐弯，绕着坝子流了大半个圈，向下游奔流而去。这个坝子，就称为将军坟。由于将军坟一面靠山，三面临水，格局酷似半岛，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众居住，只不过作为五天一次的赶场集聚点。直到196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当时的形势，从战备角度出发，决定在将军坟地区建置一家军工保密厂后，大批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迁来，进入了将军坟西南侧深山里的厂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将将军坟五天一场的惯例改成了“每天有潮，当地群众才渐渐在将军坟定居，使这里成为一个有着千余人口的山间小镇。

1972年初春，就在这个仅在当时国防科委内部地图上才标出坐标位置的山间小镇上，发生了一起被列为“1972中国十大案件”的扒窃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浓浓重重的雾气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平地间的有效视线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