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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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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载明:“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 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军队20 万人予以援助。”在附加 声明中规定:军事“费用由取得援助的国家负担”。同一天,两国皇帝批准 了这项专约。一个月以后,沙皇偕同哥尔察可夫去访问维也纳。6 月 6 日,

在维也纳附近的舍恩布龙,俄奥皇帝签订协议:两国出现分歧时,“要进行 磋商”,以使分歧不致扩大;遇有第三国进犯时,“不需寻求或缔结新的同 盟”,应立即商谈,议定“共同的行动方针”。俾斯麦对此协议深表满意。

10 月 29 日,威廉抵达维也纳,在同意加入舍恩布龙协议的文书上写明:“对 上述协议中所列各条款在任何方面都表同意。”这就是所谓“三皇同盟”。 实际上,与其说是同盟条约,还不如说是协商公约。它仅是三君主间的 一种松散的联系,并且彼此间的戒心都还很重,加上德俄在对待法国的态度 上,俄奥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分歧甚大。因而这种外交组合堪称是貌合神 离。尽管如此,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同盟”的产生还是有作用的:它显示 出联成一体的君主政体与西方议会政体的差异,只要维也纳和彼得堡重视这

三皇同盟,奥地利或俄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战争在望”危机

在缔结君主同盟、孤立法国的同时,俾斯麦政府加紧谋划,企图以新的 对法战争相威胁,彻底制服法国。俾斯麦在给巴伐利亚国王的信中写道:“我 们和两个帝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迄今为止,我们和英国 的友谊也未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外交政策应把全部注意力 转向西方的火山(法国)。”

俾斯麦深知,1871 年的法兰克福和约并不可能完全摧垮法国。1875 年 春,法国议会通过改组军队的议案,把每个团队步兵营数从3 个扩增到 4 个。 俾斯麦政府决意抓住这一事件,大造舆论。4 月 5 日,《科隆报》首先发难: 法国改组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一种准备;帝国的这个“天然敌人”企图组成一 个欧洲天主教国家来反对新教的德国。文章作者是俾斯麦新闻办公室的负责 人。两天后,4 月 8 日,同柏林威廉街关系密切的《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战争在望吗?》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把一切原因归 咎于法国的重新武装。同时,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汇报》也撰文提醒人们: 危险愈来愈明显地来自法国。俾斯麦通过这些御用喉舌连鸣三枪,竭力制造 一个 1870 年 7 月战争阴云重新浮现的可怖景象,在国内外掀起一场反法运 动。德国陆军参谋总部更是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5 月 2 日,参谋总长毛奇 在与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罗索会谈中道出一个“先发制人”的观点:不是 首先拿起武器的国家,而是煽动战争的国家才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4 月 21 日,德国外交部有影响的官员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有法国大使出席 的宴会上说得更露骨:法国以后将会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寻找同盟,发动 复仇战争,夺回失去的土地。为什么我们要等待这么久而不先它一着?军界、 政界、舆论界的这些“战争在望”煽动,虽非完全出自俾斯麦的授意,但却 道出一个事实:俾斯麦政府确是在发出“战争警报”。

从军事观点上看,德国在1875 年对法作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的。新军事 法的推行,装备的更新,法军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武器上都大大逊色于德军。 然而,此时的俾斯麦并不希望爆发战争,他的用心是企图以军事上的压力取 得外交上的胜利:让巴黎注意德国的军事实力,向欧洲表明帝国的团结一致, 为大陆政策的顺利推行扫除障碍。岂料,法国并没有因咄咄逼人的警告而惊 慌失措。法国外长德卡兹反俾斯麦之道而行之。他把德国的“先发制人”的

言论,官方的和传闻的,统统搜集起来送交欧洲各大国政府和伦敦《泰晤士 报》的记者。欧洲舆论大哗,列强纷纷抗议。事情正如英国驻巴黎大使莱昂 斯勋爵所预言的那样:德国“挑动法国并把它打垮,这并不难,但是,要做 到这一点,能够不在其他国家引起风暴吗?”

奥地利先作出个小小的反应。早在 1874 年 2 月 13 日,安德拉西陪同奥 皇访问彼得堡时,在俄国首都同哥尔察可夫一起访问了法国大使,向他表示: 他们的政府将谴责俾斯麦的挑衅行径。

英国态度强硬。1874 年接替格莱斯顿任首相的迪斯累里,仍从维持“欧 洲均势”的基本国策出发,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英国报纸掀起猛烈的反德 宣传。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向德国发出照会,断定“法国不怀任何侵略意图”, 希望消除“误会”,英国不能容忍1870—1871 年事件再现。迪斯累里还试图 纠集奥匈和意大利共同对德采取行动。他甚至与哥尔察可夫携起手来反对俾 斯麦,说:“俾斯麦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

1875 年 4 月 15 日,正当柏林沸沸扬扬,大肆反法之时,俄国亚历山大 二世亲切地接见了法国大使勒佛罗,安抚法国政府“不必惊慌”,明确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两国政府的关系“总是和现在一样良好和友善”。俾斯 麦派遣特使,表示要在近东问题上“坚决维护彼得堡和柏林之间最美满的和 睦关系”,企图换得俄国对德国的支持。哥尔察可夫咬下鱼饵,却不上钩, 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东方问题上。5 月 10 日,正当俾斯麦政府向巴黎加压之 时,沙皇和哥尔察可夫抵达柏林。沙俄君臣俨然是大国发言人和法国保护人, 要求俾斯麦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

俾斯麦犯愁了,事态的发展竟使德法冲突“国际化”,这是他最为忌讳 的。于是,他立即鸣金收兵,又是发表和平演说,又是递交备忘录,忙着为 自己的行动辩解。他向英俄说:一切谣言都是交易所的经纪人为赌空头而耍 的鬼蜮伎俩;毛奇是政治上的“黄毛小儿”,拉多维茨是个“第二杯酒下肚 后舌头就会控制不住”的人,他们“先发制人”的话不值一听云云。

一场“战争在望”危机就这样平息下去。5 月 13 日,哥尔察可夫离开柏 林前夕,向俄国各驻外使馆发了一份电报,称:皇帝离开柏林时,“和平的 维持已经有了保证。”电文并在报上公开发表,给人的印象是:只是由于俄 国的外交努力,才维持了欧洲和平和防止法国重蹈色当覆辙。这是给俾斯麦 政府的难堪。1875 年 5 月事情应该说是帝国首相外交上的一次失策。他把大 陆政策的成功,主要地寄希望在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上;如今这个关系已 出现断裂,怎不令他沮丧?!5 月底,俾斯麦向德皇递上辞呈,在被拒绝后,

6 月 5 日离开柏林前往瓦尔青闭门思过,为他的大陆政策寻找新的支撑点。

东方危机与均势外交

1875 年夏天,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爆发反土耳其苏丹的 民族起义,很快又得到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的支持。继之保加利亚也揭竿 而起。俄奥共同进行干涉,但它们同床异梦。俄国主张巴尔干诸国“独立”

“自治”,以便其操纵;奥地利主张实行“行政改革”,以防止他人染指东 南欧。俄奥难以“协调一致”,英国则宣布反对重新干涉土耳其,支持奥斯 曼政府持强硬态度。列强抢夺土耳其“欧洲病夫”遗产的角逐重开战局,这

就是 1875—1878 年的东方危机。 在整个东方危机的过程中,俾斯麦把自己装扮成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声

明:在东方问题上他不过是一个“诚实的掮客”。其实,“诚实”非矣,“掮 客”是也。他打算在近东这个交易场上为德意志帝国经营一笔买空卖空的生 意,捞回德国在“战争在望”危机时的损失。

俾斯麦政府在协调俄奥关系的同时,竭力怂恿沙俄在巴尔干扩张势力。 在俾斯麦看来,巴尔干问题上“熊和鲸,即俄国和英国从来不会走到一块”, 只要让熊肆虐于奥斯曼领土,必引鲸出动,让两股相向的扩张洪流在两海峡 相碰,不断恶化近东局势。早在1875 年 2 月,俾斯麦就令外交官拉多维茨赴 俄向沙皇当面表示:德国在重大问题上附合俄国的意见。1876 年 5 月,柏林 作东,促成德俄奥三皇会谈,通过“柏林觉书”,公开支持俄国伙同奥地利 干预巴尔干问题。11 月,俾斯麦再次训示德驻俄大使施魏尼茨:在会见亚力 山大皇帝时,“可以再次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态度与俄国在 1870 年时的态度是相似的。”

柏林当局的暗示,无疑是给俄国“调整(1856 年以来的近东)均势”放 出绿色信号。彼得堡放胆行动了。10 月,在塞尔维亚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作战失利后,俄国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11 月,俄国在向土耳其的军 事威胁奏效后,试图兵不血刃地捞取近东利益,向英摇动橄榄枝。俾斯麦料 定英俄的近东争执绝难休止,因而决意在俄土冲突上再加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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