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1 / 1）

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当一个人在爱情中，有什么时候能比由于他自己的轻率而失去他所爱的人，更可怕的呢？——人终究是人，不是诗人幻想的产物。说穿了，就连缪塞本人，又何尝象他笔下的主人公那样洒脱呢？......

她来信了！

梅雁的信很短：

亲爱的朋友：

我已经够痛苦的了，为什么还要剥夺我最后的慰藉呢？

雁 1961、12、1

我把这封信读了又读，亲了又亲，并立即含着眼泪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我骂自己是“疯子”，“嫉妒鬼”，“白痴”，等等等等。结尾，我表示：只要她肯原谅我的荒唐，让我永远做他的朋友，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料，十天以后，她回信责备自己自私，她劝我结婚，我愣住了。我反复考虑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她是对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

我回了一封信。我请她代为物色对象，只要她选中的，我无条件同意。梅雁拒绝了。她说，她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唯独这件事，她办不到。她又说，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劝我请同事代劳。我又考虑了很久很久，回答她说：我一定努力按照她的意志去做。过了些日子，我在老张面前偶而谈起——感谢他和他夫人的好意，你我认识了。现在，我想，你大概已经明白，当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是感情的废墟。

梅雁得知这个消息后，喜欢得什么似的。她一再嘱咐，我 要珍惜你的感情。她经常给我出各色各样的主意，提醒我一大堆我根本想不到的细节。她逼着我把每次见面的经过详尽地向她汇报，并敦促我，可能的话，无论如何在国庆节前结婚。

我忠实地履行了我对她许下的诺言。这一点，我想，你大概也会不同意。但是，无论我怎样克尽已责，我的心总怀念着梅雁。你应该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神思恍惚，心不在焉。你有一次问我，我给了你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你好像满意了。实际上，极大多数场合，是因为我想起了梅雁，而不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了灵感。试问，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的灵感？......

当我终于把婚期告诉梅雁的时候，她回信说，她高兴得“哭了一夜”。她说，她将来一定要到福州来，亲自把一切告诉你。她确信，你会谅解的，因为她始终感到你有一颗温柔的心。她还说，她会爱你的，象爱自己的亲妹妹一样，象爱我一样。将来，只要她活着，她还会爱你我的孩子的—她还以我弟弟的名义，给我寄了一百五十元钱，命令我必须收下，以备结婚之需。读了她的来信，我被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深沉的悲哀吓倒了。我左思右想，不是滋味。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婚礼是否需要延期。她马上回信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喜期在即，不该胡思乱想。她说，她还巴不得提前呢！因为她爱我，对她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我的幸福。她那故作快活的笔调，并不足以解除我的疑虑。

这时，已是八月中旬。

我的回信刚寄出，又接到梅雁的一封来信。她告诉我，她即将去上海出差，教我暂勿去信，她到上海后再给出我写信。但我等了半个多月，音讯全无。我不安了，我想给她发电报，但又不知她身在何方。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她来信了。一读之下，我大惊失色。

你应该记得，那个星期天，你曾因我心神不安而睹过气，后来，我撒了谎，才搪塞过去。其实我弟弟根本未患胆囊炎。也未住院—进医院的是梅雁。

信是在上海发出的。梅雁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我原谅，因为她撒了谎。她这次到上海，不是出差，而是为了生孩子。她说预产期是十月中旬，她本来打算在我结婚后再告诉我，但她有早产预兆，不能如愿了。她又说，原先她已下定决心不要孩子，可是自从她意识到，她有责任劝我结婚，她的想法改变了。她说，她需要精神上的依傍，因为她是那样的孤独，而我结了婚，毕竟不同了。她又说，当她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她是那么幸福。可是随着产期的临近，她越来越忧郁。她怀孕以来，身体一直不好。这次到上海后，又确诊是难产，因为孩子是横位。她说，她感到空虚与恐惧......

这封信是八月二十五日写的，即她抵沪后的第四天。但她没有付邮。压了个把星期。付邮前，她又加了个附笔。她说，信写好后，她重读了一遍，决定不发了，以免影响我婚前的情绪。可是考虑再三，还是寄给我，因为完全有可能，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她又说，明天，她要提前住院了，她害怕。她还说，她一直惦记着我的婚事，衷心祝愿我新婚愉快。假若她平安出院，她会给我来信的。

万一......万一三长两短，她恳求我照顾她未来的孩子和她举目无亲的年老的妈妈。最后，她告诉我，孩子不论男女，她都决定起名：忆—以纪念我们的相遇，我们的相识，我们的相爱......

我震惊之下，束手无策。我想扔掉一切，赶到梅雁的身边去，但碍着她母亲，没有可能，我想推迟婚期，却已骑虎难下。无可奈何，我只能听天由命。

梅雁住院后，杳无音讯。一种不祥的预感，时刻笼罩着我的心灵，而种种应急的考虑又无休无止地在我脑海里翻腾。我在极度的惊恐中，勉强挨过了一天又一天......

你应该记得，我们在福州相处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突然失去了自制力。真实的原因是：不知为什么，也许又是一种相互感应，刹那间，我眼前出现了可怕的幻觉：梅雁直挺挺地躺着，已奄奄一息......呵，仅仅过了几天，这一切都变成了可悲的现实！

星期二那天中午，我吃完午饭，习惯地上传达室看看是否有梅雁的来信。我发现，传达室外面墙上的小黑板上有我的名字。

“电报！”——我因恐惧而睁大了眼睛，两脚却在地上钉住了。

“周冰，你的电报！”门房在屋里喊道。

我猛醒过来，走进传达室，取了电报。在我签字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

我拿着电报，急步往宿舍走。我那么渴望知道电报的内容，却又没有勇气拆开。快到宿舍大楼的时候，渴望战胜了畏怯，我还是拆开了：

雁病危第七人民医院外科403室

“梅雁......”

我咬住嘴唇，定了定神，对自己说：“要镇静！要镇静！”两腿却狂奔起来。

我一进宿舍，拿起我早已准备好的小背包，返身就走。

“火车是一点四十七分，不知现在几点钟，几点钟......”我一面朝校外狂奔，一面不断地自问。

经过传达室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从窗外看了看传达室里的电钟时针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我盘算了一下，到车站大约四十分钟，还赶得上！我在公共汽车等了又等，汽车就是不来，而这条路上，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急得简直要哭了。还好，汽车总算来了，我跳上公共汽车，只恨它开得太慢。我到达火车站，已一点二十五分了。

火车票已售完。

“管它呢，买一张站台票，上车再说！”

我在小件寄存处买了一张站台票，正要进站，想起我的出走，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怕引起惊动，又急忙到车站邮电服务所写了一封简函。我挤上列车的时候，离开车只有六、七分钟了。

列车超员。我好不容易才挤到车长办公处补了一张车票。补完票，我寻了一个立足点，从福州站到了鹰潭。过了鹰潭，我才坐了下来。

我忧心如焚。我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点：

“再见一面，再见一面，无论如何，再见一面......”

整整二十几个小时，我只喝了几口水，我一吃东西，就呕吐。

星期三，傍晚，火车误点五个小时到达上海。

我一出车站，跳上三轮车，就喊：

“快！快！第七人民医院！要多少钱，随你便！”

“车钱是统一价格，多一分也不能要。”三轮车夫咕噜道，“快一点倒可以......”

“同志，我求求你，我......我爱人病危！我刚下火车......”我几乎含着眼泪对三轮车夫说。

他瞧瞧我，似乎相信了。

车轮飞快地转了起来，但我还嫌慢。

到了第七人民医院门口，车未停稳，我就跳了下来，差一点摔了一交。我把两块钱往三轮车夫手中一塞，就往医院里跑。

探院时间已过，门房不让我进去。我摸出电报，一面挥舞，一面狂怒地咆哮；

“我爱人快死了，你还不让我进去！